最近從報刊雜誌上的廣告或書局的書架上，都可以看到很多與《領導學》《大軍統帥學》《主管學》《成功術》相關的書籍出版，真是五花八門。這類書籍之所以如此迎合大眾的需求，真應了中國民族性“寧為雞頭，不為牛後”的心態。
做一個領導人固然很難，但能被人領導不僅不容易，更是一種學問。我從小在叢林時，就有希聖希賢的觀念，希望佛教界有一個領導者，可以讓我追隨，最初我是以太虛大師為對象，對其改革教製、複興佛教的理念，產生共鳴。在對日抗戰勝利那年，家師誌開上人準許我回揚州俗家探親，但為了參加太虛大師成立的“中日佛教會務訓練班”，而放棄了回家探親的機會。
一九四七年，太虛大師在上海圓寂，那時我人正在宜興，聽到這個噩耗，頓時日月無光，失魂落魄了好幾天，除了難過外，更為中國佛教悲哀，覺得佛教失去太虛大師，沒有人領導，佛教沒希望了。
太虛大師圓寂後，多才多藝的同窗好友智勇法師，其文武全能的才華，成為我追隨的對象。離開佛學院後，多次去函邀請他到宜興來，願意將白塔小學校長之職位讓給他；後來更請他到華藏寺任住持，我願為其副手，接受他的領導，共同為複興佛教而努力。
在大陸國共戰爭，風雲變色時期，也曾和智勇法師相約，彼此不要同在一起，要分頭努力，以免不測而同歸於盡。後來我到了台灣，便與他斷絕了音訊，但心中仍希望有一位大德能讓我追隨，作為領導。來台的一些長老，有的長於教理研究、有的長於對時事政論的批評、有的安於高位，因此，令我茫然無主，因為我想追隨的是能複興佛教、對佛教有理想、能關心全佛教的大德。
一九五七年左右，由我領隊為宣傳《大藏經》而全省環島，我有很多的構想，要為《大藏經》的宣傳而努力，卻常被個性保守的團長否決，指示我這不可做，那不可做，這不行，那不行的，到最後隻好草草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