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時候我很想辦好一所佛教學院，因此在師資的邀請上，就特別地用心。我像武訓興學一樣，幾乎是作揖磕頭地拜訪，因而感動一些學者、名教授到佛光山來教書。如：楊國樞、李日章、林政弘、陳鼓應、韋政通、李亦園等等，以及成功大學、高雄師範學院、陸軍官校等許多教授。但有一天，突然從台北傳出謠言，一位名教授說佛光山是共產黨的大本營；接著又有傳言，說佛光山藏有長槍兩百支，這些說法真是不知從何飛來？
若說佛光山是共產黨的大本營，我想共產黨也夠倒黴，竟然找這麽樣一個窮苦的地方做基地；若說我們收藏兩百支長槍，也真慚愧，因為佛光山兩百支棍子都找不到。
一九七九年高雄“美麗島事件”發生時，我人在海外，回來的時候，台灣當局為了審判“美麗島事件”的涉案人，名律師、名法官、名檢察官對簿公堂，每天報紙上都有刊載。在這種風雨滿天的時刻，剛巧在高雄有一場喜宴，我是證婚人，警備司令常持琇將軍是主婚人，我們同桌吃飯。席間，我為“美麗島事件”請命，並且拜托他，政治案件要用仁慈的方法來化解，請常將軍建議蔣經國先生特赦。我說：“人，捕也捕了，審也審了，那許多受難的人士，有很多是國家的菁英啊。”
常持琇先生聽了我的話後，表示我的想法有難度；過了一會，他又告訴我，他說：“關於你被投書的案件，在我們的部門裏起碼有一公尺高。”我聽了一點也不害怕，反而很奇怪。我覺得一公尺也好，一百公尺也好，那都不是我，我掛礙它做什麽？
常持琇將軍雖然是輕描淡寫的一句話，在我，生活裏雖然平常，但現在回想起來，還是值得在此書上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