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台灣省省議員，高育仁先生跟我們的關係也是較密切的一位。高育仁先生，台南人，一九三四年生，曾擔任省議員、台南縣縣長，後來又做了台灣省政府民政廳廳長。我和高育仁先生建立往來，就是在他擔任民政廳廳長的時候。在他之前，民政廳對佛教一直很不友善，有少部分的官員一直要打佛教的主意，訂出許多單行法規，比方吃素齋要繳稅；大雄寶殿之外，僧人住的房間要繳稅；寺廟不可以開功德箱，要讓鄉公所來開；每個月要在門口公告寺院賬目；五萬元以上的寺廟修理必須得到政府準許，寺廟重建則是一概不準等等。
據說這許多的辦法，都是出自於一位楊姓民政廳官員的主張。當時佛教界風風雨雨，真如大難臨頭一般。為此，那個時期我正在辦《覺世》旬刊，也就經常和省政府筆戰對立。甚至於省政府主管民政的省議員們，乃至許多的“立委”，也幾次組團到佛光山來訪問，我都曾為了佛教，不惜和他們抗爭。
這樣的情況，一直到後來擔任“立委”的廖福本先生，他在民政廳做科長時，才稍微對佛教的問題有了一些改善。而到了高育仁先生做民政廳廳長的時候，對佛教就更是友好了。
高育仁先生在民政廳長任內時，我曾和他說過：“目前寺廟有了爭議，都是交由地方政府來處理，但是政府並不認識佛教的宗派，也不知道佛教的文化、習慣，應該要讓佛教會來處理比較適當。”我記得，那時候高育仁先生對我悄聲地說：“等到大師你來做‘中國佛教會’會長的時候，就可以了。”這一句話說明了他們對佛教會充滿不能勝任的疑慮，覺得佛教會不能公平公正，也沒有正義，當然政府也就不放心把事情交給佛教會處理了。
那個時候，台灣省省訓團在培訓地方幹部的時候，還請了我、心定法師、慈惠法師等人前去授課。可以說，高育仁先生和佛教一直都是保持友好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