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家的不遠處就是中壢分局，
我們進入分局後，
裏麵的警官、警察立刻起立向他敬禮；
吳議員便交待說：“替這個師父報戶口。”
那些警察隻有恭敬配合，
也沒有談到入台證的問題，
所以我就順利報了戶口，並且取得居留證。
現在回想，
如果當時沒有得到吳鴻麟老先生支助，
無法報得成戶口，
那就是和台灣無緣了，
那麽現在的我，
又將會流落在何方呢？
“我們一家四代都是佛光人！”這是吳伯雄居士在很多場合常說的一句話。
說起我和吳家的因緣，應該要從吳伯雄居士的老太爺吳鴻麟先生說起。
一九四九年春天，我隨“僧侶救護隊”到了台灣，當時舉目無親，身上別無所有，唯一的隨身之物，就隻有一張身份證。
初到台灣的一二個月期間，幾經飄泊，到處掛單無著，後來好不容易才得以在中壢圓光寺棲身。但那時台灣剛剛經曆過“二二八”事件不久（一九四七年二月），社會彌漫著一股肅殺氣氛，對旅居在台的外省人的安全來說，更是飽受威脅。尤其繼陳儀之後，陳誠所主持的台灣省政府，雖然對台灣實施“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對整個經濟成長貢獻很大，但在治安方麵，他以軍事管理為主，使得全省的百姓也如同身處軍營一般。所謂“白色恐怖”，指的大概就是那一個時期吧。
與吳伯雄闔家合影
我居住在中壢圓光寺，知道這並非長久之計，隻不過暫時掛單而已，於是就寫信到香港求助。因為在一九五一年左右，家師誌開上人是棲霞山的住持，當時棲霞山在香港建有一所下院叫“鹿野苑”，我想此時應該可以借助這個關係，請他們幫助我到香港居住。
據說那邊的師長接信後，為了我可不可以去香港，還召開過一次會議；會中，五個當家師法宗、超塵、速醒、悟一、達道等法師都異口同聲說：“我們今天可以到香港來，都是誌開上人當時獨力承擔，發心留下來照顧棲霞山；因為他的慈悲成就了我們，現在他隻有這麽一個徒弟星雲某人落難在台灣，我們能不助他一臂之力嗎？”因此大家決議，托人帶三百塊港幣到台灣，要給我買船票到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