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自一九六三年訪問大馬後，時隔二十年，直到一九八三年我才再次率領“佛光山新馬佛教訪問團”二十位比丘，前往新馬弘法？
撇開開山建寺不講，還有一段因緣可述：當年我在編雜誌，借著一九六三年訪問的機會，大幅報道大馬佛教的情形，引起台灣很多寺廟到大馬化緣。福海禪院的弘宗法師就跟我講：“台灣都向我化緣，在我抽屜裏，就有四十多家的緣簿，真是受不了的壓力啊！”
因為這四十本緣簿，讓我感到不好意思，心裏立定一個主意，將來有一天，可以捐獻給新馬佛教的時候，我才要去訪問，如果我還沒有力量布施，我就不去。佛光山開山幾十年來，我從來沒有向新馬化緣過，但我對新馬的人幫助佛光山很感謝，因此，我也很大力地支援大馬的各項佛教事業。
第二次的大馬訪問行，我將所有皈依、講演、信眾的紅包，共十七萬多元，悉數捐給馬來西亞佛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