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於弘法與寫作的理念，
一向主張要有文學的外衣，哲學的內涵，
因為文學要美，哲學尤其要有理，
內外相應，無論是長文還是短文，
必然是好文章。
胡適之先生說，
《維摩詰經》是世界上最長的白話詩，
而《華嚴經》、《大寶積經》
都是長篇或短篇的小說，
而我覺得，佛學就是文學和哲學的總合。
佛教的哲學理論，
能用美麗的文學裝飾，
才能成為有血有肉的讀物。
我這一生，除了與佛教的關係特別的殊勝，其他的學術文化，就要算我與文學的因緣最為深厚。因為我一生沒有進過學校，也沒有受過老師特殊的訓練，除了寺院的教育，讓我獲得佛學的一些知識以外，應該就是我個人喜愛閱讀文學著作了。
之所以啟蒙我喜歡文學，還是由於佛教的經書比較深奧，讀起來不甚了解，而民間的文學小說不但看得懂，並且趣味橫生，所以我就這樣深深地愛上了文學。
說起我與小說的因緣，最初是大約在我十歲的時候，母親常常在病**“住夏”，我看她無所事事，心生不忍，就講一些圖畫書給她聽，好讓她解解悶。我不會念字，常常念半個字，把“洛陽”讀成“各陽”，紐約讀成“醜約”，她就糾正我，告訴我那許多字應該怎麽念法，實際上，她自己也不認識字。
後來，我也讀一些家鄉流行的俚語小書七字段，例如：《梁山伯與祝英台》、《陳世美休妻》、《秦香蓮吊孝》、《王氏女對金剛》等。這些小書裏有不少的七字段，母親都會背誦，像“紫金如瑞把香焚，表起小生洛陽人。父親有錢稱員外，母親劉氏老安人”，說起來，雖然是我念書給她聽，卻是她教會我認字，所以我常說，我是從不認識字的母親那裏學會不少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