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幾位文化人當中，高本釗居士算是與我關係匪淺、因緣特殊的一位。
他最初來台的時候叫做“劉修橋”，後來不知何故回複本名叫做“高本釗”。他是江蘇徐州人，一九三三年出生。我和他結緣是在一九五七年的時候。
當時，張少齊長者創辦《覺世》旬刊，邀約我擔任總編輯，由於我對報紙編務不甚內行，恐難勝任，所以就對他說：“我隻能做短期代打，請你在這一段時間裏，再物色一位適當人選。”由於這樣的因緣，我曾經住在他創辦於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二十九號的健康書局二樓。
記得那一年，我三十歲，孫張清揚女士在這間書局的餐廳裏，用兩箱黃金打造的餐具為我祝賀生日，並且告訴我，這些黃金器皿從來都還沒有用過。其實我一生最不喜歡過生日，因為這一天是母難日，不值得慶賀，但是孫夫人盛意殷殷，那一天，我也隻好很拘謹、尷尬地使用了。隻是，如今孫夫人的這許多黃金餐具流落何處，我也不得而知了。
與高本釗伉儷（右前二、一）、王詩禮伉儷（右後二、一）於佛陀紀念館聚賢堂（慧延法師攝，二〇一三年一月三日）
不過，就在這一場宴席中，孫夫人和張若虛、張少齊父子支持的新文豐印刷公司，邀約我加入股東。猶記得那時候，我出資五千元給予支持，還當選了新文豐出版公司的常務董事，也任職了一段時期。
當年，他們特地從德國購買印刷的機器回來，預備要影印大藏經。可是後來由於大家都不善於印刷技術，隻有主其事的高本釗先生有這方麵的專長，所以張少齊長者就把這個印刷公司交給他經營了。當然，我們大家也歡喜同意。
想起那一頓齋飯雖然豐盛，但也是用五千塊錢換來的。那個時候的五千塊錢，相當於今日的五十萬元，是一筆很可觀的數字。不過，能有因緣參與影印大藏經，我也深感榮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