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齋複晴景，延眺屬清秋。”——摘自張九齡《高齋閑望言懷》詩。
延——澤——民，當然是您去延安以後自己重新起的名字，連姓都改成延安的延了，後頭兩個字嘛，沒準是因為崇仰哪位領袖，同什麽大人物有關？
差不多二十年以前，有一次我自作聰明地鬥膽問過他。
那時的黑龍江人，在正式場合稱他延部長；而省文聯大院裏同他熟識的人，私下都親切地叫他老延頭。
他慈祥地微笑著搖頭：不，我本姓延。延河的延。無定河邊上的一個小山村，大半個村子的人都姓延。傳說還是呼延的後人呐。
他的夫人雪燕阿姨逗我說：這個江南的傻丫頭，準是不知道陝北帶延字的地兒有好幾處呢。
後來我從他的一本自傳體小說《尋找回來的腳印》中得到證實，他本名延澤良，幼時喪父，六歲開始在山坡上放羊，十三歲當小紅軍參加革命抗日。不過看來他確是命中與延安有緣，綏德的無定河流著流著，與延河一並匯入黃河，若幹年以後，流出了一個放羊娃出身的老作家兼來自延安的革命老幹部延澤民。
延老雖有這樣令人敬重的雙重身份，尤其對於我來說，他初為恩公、繼為良師、是內行而寬容的上級領導；但在後來那二十年風風雨雨、坎坎坷坷的人生之途上，他卻更像是一個親切溫和善良正直的大朋友。我不知道他們夫婦是否承認我是他們的忘年之交，然而在我的心裏，自己是一直這樣“自我感覺”著的。
一九七五年十月，我在上海一家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長篇處女作《分界線》。一九七六年夏天，我帶著那本幼稚的小書，從上海回北大荒的農場去。途經哈爾濱換車，稍作停留。
那個時候我對哈爾濱一無所知。簡直可以說，連一個人都不認識。拿著剛在上海認識的謝樹老師寫的一封信，見過了當時負責全省文藝創作的呂中山老師；另一位已調入省文化局創評辦的杭州知青老鄉何誌雲，又熱心帶我去拜望作家傅鍾濤、陳畢方夫婦（他們那時剛出版了長篇小說《幹重浪》）。畢方老師為人率真誠懇，她住在省文聯後院的一幢舊樓裏，對我這個素不相識的南方女子很有愛護之心，聊過了我的一些事情後，便說：我帶你去見見延部長吧，他一向很關心文學青年，一定會願意看到你，了解一些知青業餘創作情況的。他就住在這個樓裏，走廊頂頭那家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