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兒童文學究竟發生於何時，這是關係到中國兒童文學學科建設的基本問題。十年來學術界眾說不一，主要有“晚清說”（胡從經等），“清末民初說”（吳其南等），“五四說”（韓進等）與“古代說”（王泉根等）四種，其中前三種說法都認為：中國古代沒有兒童文學。
論爭源起於1982年。是年，胡從經先生的《晚清兒童文學鉤沉》一書出版，著者通過對梁啟超、黃遵憲、曾誌忞等提倡兒童詩歌、兒童小說與兒童音樂、早期兒童報刊的創辦以及魯迅早期對兒童藝術和童話等的意見這些曆史事實的鉤沉整理，初步勾畫了我國兒童文學在晚清時期所呈現出的絢爛多彩的景觀。此後，“晚清說”便漸次流行起來。
1986年，筆者以《中國兒童文學產生於五四時期》為題，向胡從經先生請教。拙文認為：真正現代意義上的“兒童文學”是在兒童作為一個獨立的人被發現後，它的精神需求得到充分重視時才有可能發生。指出“中國兒童文學產生”中的“兒童文學”一語的內涵應該指作為文學這一門類的“兒童文學樣式”，而不是單純指稱“兒童文學作品”。最後以“五四”時期為兒童創作的作家的出現（茅盾、鄭振鐸、葉聖陶等）、典範作品的產生（《稻草人》，1921）、兒童文學刊物的創辦（《兒童世界》與《小朋友》，1922）、兒童文學研究專著的出版（《兒童文學概論》兩種，1923）及中師“兒童文學”課的開設等為依據，將其作為我國兒童文學“產生”的標誌。
文章發表後，1989年，吳其南先生撰文《也談中國兒童文學的“產生”》，提出自己的看法：既不同意“五四說”，也不讚同“晚清說”，而主張介乎兩者之間的“清末民初說”。作者首先辨析了用“產生”這一表明“從無到有的生成過程”的詞語來討論兒童文學作為一種文學樣式的發生、演變的曆史有它的不合事實處（言外之意，是否說中國兒童文學不是“從無到有”，而是“自古有之”呢），也存在思維方法上拿了發展的成熟的甚至是現代化了的兒童文學形態去替代曆史上的“兒童文學”的錯誤處，認為應將關於中國兒童文學“產生”於何時的討論變成中國兒童文學“自覺”於何時的討論，並進一步提出了中國兒童文學“自覺”於清末民初即辛亥革命前後的三條依據：（一）兒童觀的變化。隨著1905年廢科舉後新教育在全國走向確定，中國人“開始了對兒童的‘發現’，這其中就包括對兒童審美心理的研究”。（二）開始了有意識的兒童文學的收集和創作，兒童文學作為一類在文學園地裏開始出現，如1909年創刊了專門刊載兒童課外閱讀作品的《童話》叢刊。（三）理論上對兒童文學進行了最初的研究，如孫毓修的《童話·序》（1909）與周作人的《童話略論》（1913）。吳其南先生著重指出：正是“由於《童話》的創辦和孫毓修、周作人等人的活動，中國兒童文學在清末民初得以自覺，但這種自覺主要是借民間兒童文學的收集、整理和說明得以實現的”。因而在整體上又“缺少一種和20世紀時代精神息息相通的性質”；隻是到了“五四”時期，才得以“突破這一局麵並迅速地使自身現代化”。吳其南先生寫道：“‘五四’對中國兒童文學的意義，就在於它在極短的時間內使中國兒童文學完成了這一轉變。”眾所周知，“兒童文學”這一名稱隻能是近、現代社會文明的產物，中國的“兒童文學”一詞最初出現於“五四”時期，從周作人的“兒童的文學”中衍化而來。既然吳其南先生也看到了“五四”對中國兒童文學的意義，循著吳其南先生的思路，筆者則認為，還是將中國兒童文學的發生延至“五四”時期更為妥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