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後，我國的學校教學，主要是小學國語課與幼兒師範、普通師範文學專業發生了重大改革。課堂教材輸進了民主和科學的新內容，並由政府通令小學教科書采用語體文，推行注音字母，提倡統一國語。其中最引人矚目的變化是：“新學製小學國語課程，就把‘兒童的文學’做了中心，各書坊的國語教科書，例如商務的《新學製》，中華的《新教材》、《新學製》……就也拿兒童文學做標榜，采入物話、寓言、笑語、自然故事、生活故事、傳說、曆史故事、兒歌、民歌等等。”“兒童文學”一時成了教育界、文學界、出版界“最時髦、最新鮮、興高采烈、提倡鼓吹”的新生事物。“教師教，教兒童文學；兒童讀，讀兒童文學。研究兒童文學，講演兒童文學，編輯兒童文學，這種蓬蓬勃勃，勇往直前的精神，令人可驚可喜”。學校教育重視兒童文學的新氣象自然也反映到陳伯吹任教的上海幼師。
到北新書局主編《小學生》後，陳伯吹在幼師兼課，不僅提了工資，還變化了課，即不再教“地理”和“國文”，而是利用他的一技之長，改教兒童文學課了，並且教出了名氣。1934年夏天，他的母校大夏大學開辦暑假講習班，邀請陳伯吹去講授兒童文學課；同年秋，大夏大學又開辦了“附設女子幼稚師範科”，繼續邀請陳伯吹去講兒童文學課，甚至遠在浦東高橋鎮的新陸師範學校，也邀請陳伯吹每周一次講兒童文學課。
講授兒童文學課，需要課本，需要教材，當時的兒童文學教材已有不少。譬如：1923年8月，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由魏壽鏞、周侯予編寫的我國第一部《兒童文學概論》，此書在當時就廣被作為師範學校兒童文學課的教科書，對兒童文學的來源、性質、文體分類、教材教法等進行了較係列的探討。稍後，1924年10月，中華書局又出版了無錫第三師範學校教師朱鼎元編寫的《兒童文學概論》，此書主要是作為兒童文學教材編寫的，論述了兒童文學的定義、本質特征、教材的分類與選擇標準及兒童文學的建設（改編、翻譯、創作）等問題。1928年9月，商務印書館還出版了一部兒童文學理論教材——張聖瑜編著的《兒童文學研究》。這部教材分前後兩部分，前部論述兒童文學基本原理，後部係兒童文學實踐，是作者根據“師範生有研究兒童文學之必要”來編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