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抗戰勝利，一些浪跡在山城野地的知識分子，得以重返家園，回到被敵偽長期踐踏過的上海，這其中就有一支兒童文學隊伍，如陳伯吹、李楚材、賀宜、何公超、仇重、黃衣青、金近……這支隊伍的集聚，使上海有機會成為中國兒童讀物生產的總基地，有望恢複抗戰前的熱鬧場麵。
然而當時兒童讀物的情形卻不容樂觀。正如陳伯吹後來所回憶的：“1945年秋，抗日戰爭勝利後，在峨眉山上偷摘桃子的一夥，下山搶財物，爭地盤，謀私利，不顧人民生活的窘困，更不會理睬孩子們精神的糧食貧乏——書市上眾多的是低調、下流的冊子，其上焉者為娛樂性、消遣性的；其下焉者則是表麵花花綠綠、實質砒霜鴉片的圖書。中華民族不會亡在日本軍閥的大炮飛機之下，卻很可能會亡在下一代沉淪軟性的有毒的黃色糅合著桃色的書海之中。‘風物長宜放眼量’的有識之士，矍然驚醒，有所警惕！”
陳伯吹正是這群“有識之士”的傑出代表。一方麵，他在生活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堅持編好《小朋友》周刊；一方麵，又與有識之士商討推進兒童文學發展的辦法。1946年“五一”國際勞動節，陳伯吹在教育界的老朋友李楚材來拜訪他。此時李楚材正主持一所學校——上海私立位育中學，對兒童文學比較關心，讚助幾位朋友出版一份《時代兒童》。他們又一次談起兒童讀物。李楚材認為少年兒童的課外讀物很不夠，要補這一課，困難在於兒童文學讀物的底子在我國實在太薄，而那些不合國情的、有害無益的“舶來品”，洪水猛獸般地湧進來。李楚材在想：為什麽我們的中、小學生不能有自己的作品？我們的作家上哪兒去了？李楚材就上述問題向陳伯吹請教，並希望陳伯吹能和他共同發起組織一個關於兒童讀物（兒童文學）的研究團體（當然並不排除寫作問題，而且必然會談到的）。陳伯吹非常讚同他的看法和建議，並向他介紹了兒童讀物作者的情況，指出兒童讀物缺乏的原因之一是作家們所處的環境和自己的願望總不能協調，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使作家沒法安定地進行寫作。而且國民黨政府的文化統製政策，樣樣阻礙著兒童文學和兒童文學作家的道路。他也深感有必要將兒童文學作家聯係和組織起來，商討有關問題，推進兒童文學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