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本質是宣傳思想、教育人民的利器；兒童文學當然也如此。前蘇聯兒童詩人馬爾夏克說得好：“兒童文學除了形式的美以外，最重要的一點，是具有教育的意義。……教育的意義必須強調。”
所謂“教育意義”，並不就是“道德教訓”，前者是生動的“感應”，後者是苦澀的“說教”。
——陳伯吹：《教育的意義必須強調》
兒童讀物必然是兒童文學的讀物，不論她的內容是社會的或自然的，必須要依照文學的形式與藝術的技巧來編著。……一篇最好的兒童讀物，不論其為童話、寓言、小說、傳記、書信，甚至劇本等等，要用估量一篇最好的文藝作品去估量她。
——陳伯吹：《兒童讀物的編著與供應》
陳伯吹自1923年創作中篇小說《模範同學》起，就與兒童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此後他的工作主要是教書與編輯兒童刊物，所以陳伯吹的兒童文學活動始終與他的兒童教育活動分不開。或者說，陳伯吹主要是從兒童教育的角度來理解與從事兒童文學的，從而初步形成了他與兒童教育密不可分的兒童文學觀，其最重要的特征是強調兒童文學的教育性。
陳伯吹的兒童文學觀體現在他具體的兒童文學活動中。陳伯吹的兒童文學活動主要有3個方麵：一是編輯兒童刊物，如主編《小學生》半月刊、《小朋友》與《現代兒童》周刊等。二是兒童文學創作與譯介，主要創作有童話《阿麗思小姐》（1933）、《波羅喬少爺》（1934），小說《華家的兒子》、《火線上的孩子們》（1933），詩歌《偉人孫中山》（1935）、《牧童》（1936）等；譯作有《象童》（1941）、《漁夫與金魚的故事》（1943）、《綠野仙蹤》（1948）、《獸醫曆險記》（1949）等。三是兒童文學理論研究，出版的著作有《兒童故事研究》（1932）、《兒童文學研究》（1934）；主要論文有《童話研究》（1933）、《談兒童讀物》（1936）、《論寓言與兒童文學》（1944）、《陳舊的“舊瓶裝新酒”——關於兒童讀物形式問題》（1947）、《兒童讀物的編著與供應》（1947）、《兒童讀物的檢討與展望》（1948）、《教育的意義必須強調》（1949）等。此外，與兒童文學建設密切相關的，陳伯吹還有兩類文字，一是對兒童及兒童讀物現狀的關注，主要有寫於1937年的《難童的哭訴》、《流浪兒童何處去》、《維護民族的源泉》、《從戰爭中長大起來》；寫於1939年的《給幼小者》、《破〈給幼小者〉的新花招》、《一年來的兒童生活》；寫於1947年的《遏止泛濫的“黃禍”》、《從節約到饑餓》、《元旦閑話》等。二是對世界著名作家與兒童文學的介紹，主要是寫於40年代的一組文字，如《格林兄弟和他們的童話》、《斯蒂文生和他的〈金銀島〉》、《馬克·吐溫與兒童文學》、《王爾德和他的童話》、《吉卜林的故事與童話》、《伊林的黑和白》、《老人的心》（托爾斯泰）、《從戲劇節談〈彼得·潘〉》（巴裏）、《科學想像小說大作家》（儒勒·凡爾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