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關於“童心論”的批判，是在極左思想指導下，把文藝問題無限上綱到政治思想鬥爭，對陳伯吹進行政治陷害與打擊的錯誤行為，但在當時也還有不同的聲音，如1961年6月，茅盾在《六〇年少年兒童文學漫談》中寫道：
資產階級兒童文學理論中那些借自兒童心理學的論點，是不是完全胡說八道？這也要分析對待。……我們要反對資產階級的兒童文學理論家的虛偽的（因為他們自己也根本不相信）兒童超階級論，可是我們也應當吸收他們的工作經驗——按照兒童、少年的智力發展的不同階段，該喂奶的時候就不應硬塞高粱餅子。十分遺憾，我不得不直言不諱，照去年的少年兒童文學的創作和評論的實際表現看來，我們的辦法真有點像一句歐洲的俗諺：潑掉盆中的髒水卻連孩子都扔了。
茅盾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敢於對“童心論”批判提出直言不諱的反批評是難能可貴的，這不僅需要有科學的藝術批評，態度，還要有批評的膽識。這在當時也是對陳伯吹的支持。18年後的1979年初春，茅盾在與參加兒童文學講習會的青年作者的談話中，又重提“童心論”問題，指出：
關於兒童文學的理論建設也要來個百家爭鳴。過去對於“童心論”的批評也該以爭鳴的方法進一步深入探索。再看看資產階級學者的兒童心理學是否還有合理的核心，不要一棍子打倒。
茅盾的意見開了“文革”後重新評價所謂“童心論”的風氣之先。3個月後（1979年6月），中國作協上海分會兒童文學組就專門開會討論“童心論”，對其作了重新分析和評價，從政治上和理論上否定了過去對陳伯吹及其兒童文學理論的批判。當時任大霖在討論會上的發言——《兒童文學特點要大談特談》，表達了兒童文學界對開展“實事求是的學術討論”的渴望。任大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