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勝利後，並沒有給中國民眾帶來光明。國民黨反動派積極籌劃對解放區的進攻，為配合其軍事上的反共需要，實行文化法西斯主義，限製言論自由，暗殺民主人士。民主與反民主，自由與反自由的鬥爭越來越激烈。作為“人民科學家”與“民主戰士”的高士其，更是不顧個人安危，衝在文化戰場的最前線，以詩作鬥爭的武器，旗幟鮮明地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說人民要說的話，寫人民要寫的文章，發出了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反對內戰、呼喚和平的最強音。對於國民黨政府限製言論自由，高士其就以此為論題，要在《言論自由》（1946年3月）裏揭破“言論不自由的封條”，代人民立言：
像啞巴
永遠不會說話
言論不自由了
要言論自由
先醫治好人民的嘴巴
像不識字的老媽子
要請東家幫忙寫信
言論不自由了
要言論自由
先教工人農民學習文化
像許多作家
生活不安定無心提筆
言論不自由了
要言論自由
先保證作家的生活
像我
說話不方便
寫字也困難
議論不自由了
要言論自由
……
如今
言論不自由的封條
已經揭破了
言論自由的大門
還沒有打開
說人民要說的話
寫人民要寫的文章
讓人民都能自己說話
讓人民都能自己寫文章
連啞巴
都能抗議別人的無理
那才是真正的言論自由
在《新的總要起來》（1946年3月）中，高士其呼籲“我們都是推動車輪的人民/大家努力吧/把新的自然/新的曆史/新的思想的車輪/推動起來”，堅信“舊的/錯的/假的/總要垮台/新的/對的/真的/總要起來”。在《詩的存在》裏，他希望作家在創作時，要“真心實意”，要“說誠實的話”，希望他們的作品“是從苦難的生活掙紮出來的聲音/是從戰鬥行列裏叫喊出來的聲音”，並熱切地期待著“在新中國有兩萬萬女戰士”，“在大時代裏產生千萬個高爾基”。作為詩人的高士其，不僅是一個“戰士”，還是一位“來自民間的歌手”，同情勞苦大眾的苦難生活，對於人民的生活有深刻的認識，為他們的不平等待遇鳴不平，“說人民想說的話”，是高士其這一時期的詩作最具人民性的體現之一。在《長期的忍耐》（1946年4月）裏，高士其將拉船的纖夫比作“長期的忍耐”的水牛，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