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新中國兒童文學六十周年，亦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九十周年、中國現代兒童文學90周年。中國兒童文學比西方整整晚了一個世紀，根本原因是中國到了19世紀才開始“發現兒童”。
在歐洲，15世紀“發現了人”；結出了宗教革命與文藝複興兩大碩果；18世紀“發現了婦女與兒童”，造成了“女子研究”與“兒童學”兩門學科。在中國，直到20世紀初葉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才有人的解放、女性解放與兒童解放三大曆史進步。相比西方，兒童觀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尤為緩慢。正如魯迅揭露的，“若是老子說話，當然無所不可；兒子有話，卻在未說之前早已錯了”。兒童連說話的權利都沒有，哪裏有享受文學的權利。兒童受到重視，源於“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古訓，孩子曆來都是光宗耀祖的工具和父母享受福氣的材料。男孩被重視，因為是生命延續的“香火”；女孩受重視，因為是傳宗接代的工具。
五四時期，是“收納新潮，脫離舊套”（魯迅語）的思想革命時代，兒童問題隨著婦女解放運動的高漲受到普遍關注。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們，從國家與民族的前途出發，把兒童問題與社會問題、國家前途、民族未來聯係起來，給兒童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關注兒童身心兩方麵的需求，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人的文學”和“兒童的文學”成為五四時期洶湧澎湃的文學主潮。五四時期的兒童文學運動是整個五四新文學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奠基者同時也是中國兒童文學的奠基者。中國兒童文學從她發生的那一刻起就與中國新文學的發展同呼吸共命運。
五四時期對兒童文學貢獻最大的有六位先驅，分別是兩位安徽人：陳獨秀、胡適；兩位浙江人：魯迅、周作人；兩位外國人：美國的實用主義教育家杜威、丹麥的文學家安徒生。沒有這六位先驅者的共同影響，就無從談起中國的兒童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