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是難是易，自古以來就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如清末的李鴻章就認為做官既其樂無窮，又相當容易。他曾說過，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若這人連官不會做，那就太不中用了。按照他的邏輯，會種地的就當農民，會手藝的就當工人，有文化的就當教師，如果什麽都不會，就得想辦法去當官，因為天底下當官最容易。與之相反的是鄭板橋。他在家書中寫道：“人皆以做官為樂，我今反以做官為苦。”他的那首“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就是其內心的真實寫照。他“不敢貪贓枉法，積造孽錢以害子孫”，而是以憂國憂民之心，救災幫困，放賑濟民，盡自己最大的努力為百姓辦事。做他這樣正直愛民的清官，確是難乎其難、苦上加苦了。
古代一些為官者常發“寢不安席，食不甘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言，他們如同“挑夫”，為國家的發展和人民的幸福殫精竭慮、嘔心瀝血，表現出強烈的事業心和責任感。而今，共產黨人更懂得做官就是負責、就是奉獻的道理。焦裕祿為改變蘭考的落後麵貌，拖著多病的身軀踏遍了蘭考的山山水水；孔繁森把自己的一切獻給了藏族人民，甚至為撫養兩個藏族孤兒而賣血：任長霞曾一天接待上百名來訪群眾，中午顧不上吃飯，隻啃個燒餅打發。做他們這樣的官容易嗎？
由此可見，做官是難是易，全憑自己怎樣去當了。然而，就其本意而言，做官應當是苦差事、難差事。清人王有光所著《吳下諺聯》有“上任”一條，這樣寫道：“士人赴官謂之上任。任者，擔也，蓋將擔子負其身上。”早在甲骨文中就有“任”字，即一人身旁豎有一條大扁擔，右邊的“壬”就是由這條大扁擔演變而來的。可見，稱做官為“上任”，正是道出了做官的第一要義：挑擔子。大至一個國家、一個地區，小至一個部門、一個單位，都是一副擔子，壓在領導者的肩上，還要負重前行，能說這容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