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國旗班”知名度的越來越高，這個具有特殊象征意義的優秀群體受到世人越來越多的關注和矚目。
時間進入九十年代，隨著我國經濟的迅速騰飛，國際地位更加日益提高。
一天，一個上海的工程師來天安門看完升旗儀式後，當場表達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他認為，以我們國家現有的綜合國力和世界地位，應該把代表國家形象的天安門廣場上的升旗儀式搞得再隆重一些。他還認為，與建國初期相比，天安門廣場及長安街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先後修建了雄偉的人民大會堂、中國革命博物館和毛主席紀念堂。相比之下，原有的旗杆和國旗基座也就與周邊環境不成比例，應該修建新的旗杆和基座。這個具有強烈愛國之心的工程師提出了許多具體的改進設想。
其實，這位上海工程師的想法，也正是武警部隊各級領導和“國旗班”戰士的共同心願。
早在1987年，大家就提出改建廣場旗杆和基座的建議。但由於天安門廣場地理位置的特殊性，這件事一直懸而未決。1988年，“國旗班”副班長孫會軍又對升旗儀式提出了一個新的設想。他建議三人升旗小組中擎旗手兩側的護旗手由腰間佩戴手槍改為懷抱衝鋒槍。1990年，已經升任為副大隊長的原“國旗班”第一任班長董立敢也提出了要擴大國旗升降儀式的設想。
真正促使這件事情發生質變的起因是因為一封信。這是一封由江蘇省的一位叫李玉坤的人大代表寫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信。李玉坤在這封信裏闡述了國旗對於一個國家的意義，詳盡地描述了他對該進天安門廣場升旗儀式的一些設想，同時也對廣場上旗杆及基座急需改建的客觀情況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李玉坤之所以對國旗的事情這麽關注，其間還隱藏著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