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元年，李世民處理完一些緊急的事情後，對刑事案件之類的司法問題關注起來。司法事關穩定大局。
《貞觀政要·刑法第三十一》
□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在寬簡。古人雲，鬻棺者欲歲之疫，非疾於人，利於棺售故耳。今法司核理一獄，必求深劾，欲成其考課。今作何法，得使平允？』諫議大夫王珪進曰：『但選公直良善人，斷獄允當者，增秩賜金，即奸偽自息。』詔從之。太宗又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職也。自今以後，大辟罪皆令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九卿議之。如此，庶免冤濫。』由是至四年，斷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幾致刑措。
他的觀點是，人死了就不可能再活，因此執法務必寬大簡約。賣棺木的人希望每年都發生瘟疫，並不是他對人們的仇恨，隻是因為瘟疫有利於棺木出售罷了。現在，司法部門審理一件獄案，總想把案子辦得嚴峻苛刻，用這種手段來完成考核成績。這個絕對不行。
他於是定下規矩：從今以後，死刑都要讓人大常委會（中書省）、最高人民檢察院（門下省）、四品以上官員及國務院領導（尚書九卿）等共同決議，禁止濫用刑罰，嚴格避免冤案。
這樣實行的結果是，從貞觀元年到貞觀四年，判為死刑的，全國一共隻有29人，刑罰幾乎都快要擱置不用了。
後來，他又不斷補充完善他的寬大簡約論。貞觀十年，他就指出：國家法令，必須訂得簡明，不應該一種罪有幾條款，格式繁多了，官吏就不能全都記下來，更容易發生奸詐。如果想開脫罪責就援引輕判的條款，如果想加重罪就援引重判折條款。一再變更法令，實在無益於刑理，應該仔細審定法令，不要讓法律條款產生歧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