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青年時代就立誌“我以我血薦軒轅”，決心獻身於自己的國家。但是，從日本回國以後，他看到辛亥革命的失敗，看到反動勢力的複辟，看到鬼魅魍魎的橫行，感到個人力量實在微弱，曾經有過一個時期的悲憤。在袁世凱宣布“莫談國事”的時期，他將自己封閉在紹興會館的補樹書屋裏，僻靜冷清，整天默默地專心致誌整理古籍、研究碑文，打算從中發掘一些有價值的東西，從這一方麵開辟出一條途徑。夏秋季節，槐樹綠陰滿院，他坐在老槐樹下，許多槐樹蟲遍地亂爬，他全然不顧，槐樹蟲從樹枝上吐絲倒掛下來，在空中擺來**去，就像吊死鬼，冰冷地落在他的脖子上，他也不把它拂去。他青年時代那種慷慨激昂的熱情，完全被深沉的憂鬱和艱難的探索所取代了。自然，他人雖說沉默著，思想卻是激憤的，一有機會，也要對時事表達他自己的意見，像在《哀範君》一文中對袁世凱稱帝的諷刺。
1917年11月7日，俄國無產階級在列寧和布什維克黨的領導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十月革命開辟了世界的新紀元。正當苦難的中國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時候，十月革命的勝利，給中國人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無法估計的鼓舞力量。
中國的一切先進分子無不讚頌十月革命研究十月革命。翌年，魯迅發表《隨感錄》，稱頌十月革命是新世紀的曙光，呼喚人們抬起頭來仰視它迎接它。後來，他丟開搜集石刻抄寫碑文，代之以購置內容嶄新的書籍，1925年買了《俄國現代的思潮及文學》、《新俄文學之曙光期》、《新俄美術大觀》、《文學與革命》等；1926年買了《無產者文化論》、《無產階級藝術論》等。這些新書，與他那些中國的線裝書籍占有同樣的位置。後來，魯迅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中說，蘇聯文學書籍那時成了“我們的導師和朋友”。這個“我們”當然包括魯迅自己在內了。俄國的十月革命及其新文學對魯迅的影響和推動作用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