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夏秋之交，一天中午，在北四川路底的魯迅寓所裏，許廣平正在廚房裏忙著炒菜，今天有遠方來的貴客，酒菜一定要準備得豐盛些。不多時，在馮雪峰的陪同下，陳賡和朱鏡我兩位客人到了。陳賡是紅四方麵軍的一位師長，剛剛從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來到上海。陳鏡我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的一位幹部。他們的到來，給這裏增添了革命的喜悅氣氛。曾經出生入死的紅軍將領陳賡和身經百戰的革命文化主將魯迅一見如故，談得十分融洽。
陳賡介紹了紅軍在反國民黨圍剿中的艱苦激烈的戰鬥和紅軍將士在曆次戰鬥中的英勇頑強的精神。陳賡講得繪聲繪色，令人如身臨其境，感動淚下。魯迅聽了這些可歌可泣紅軍英勇獻身的事跡深受鼓舞，心情異常興奮激動，從紅色革命根據地的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看到了中國未來的希望的曙光。
當時在魯迅的案頭上放著準備出版的兩部蘇聯長篇小說，一部是魯迅翻譯的、法捷耶夫著的《毀滅》，另一部是曹靖華翻譯的、綏拉菲摩維支著的《鐵流》。大家認為，如果將紅軍將士在反圍剿的艱苦激烈的戰鬥中所表現出來的英勇頑強的精神寫成一部小說，那將比蘇聯綏拉菲摩維支著的《鐵流》所描寫的故事對中國人民的鼓舞力量要大得多。
“我們希望魯迅先生能寫這樣一部小說。”馮雪峰覺得此刻該把這次來的目的和盤托出了。便闡明自己的看法道：“外國的記者和作家如史沫特萊，根據從我們這裏得到的材料寫成的文藝性報告頗受國內外讀者的歡迎，以魯迅先生的文筆寫出紅軍將士在艱苦激烈的戰鬥中所表現出來的英勇頑強精神，肯定更能高出一籌。我們是中國人，對中國國情的了解比外國記者和作家要多，對中國社會的體驗要比外國記者和作家要深，無論怎樣總可以寫得與外國記者和作家不同些。就是不寫成小說，寫成報告文學也很好，在當前政治上的作用和影響一定很大的。尤其是魯迅先生來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