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6月，汪孟鄒告訴語罕，大革命失敗後許多人陷於幻滅、悲哀和失望，出版界活潑現象不再，隻有商務印書館的書還暢銷。現在有許多很好的青年都不大了解唯物史觀，而一些沒誌氣的人又假借唯物史觀做他“有意沉淪”和“自甘暴棄”的護身符，建議語罕寫一本解釋唯物史觀的粗淺的意義的小冊子。
語罕認為，論自己的學力，實在不足以做這件事情，“然而現在的真理總是前人的一點一滴的辛苦鑽研的果子，我雖渺小，然而自居於一點一滴之列，也就不容我多讓了”【注釋1】。
語罕於是寫了《理論與實踐：從辯證法唯物論的立場出發（書信體）》這部宣傳唯物史觀的小冊子。它以書信體裁講述唯物論的基本原理，分任無為與朱複生的討論、李繼皋與白龍韜的討論、餘漢皋與張其柯的討論三編。其實，這幾個名字都是語罕的化名。
“曾記得民國二年以後，革命黨人多失意流落滬上，以我所知，多數人皆頹廢不堪，天天等著革命到來，彈冠走馬，絕不曉得潛心研究學術，做進一步準備工夫，更不知分析已往革命的失敗，計劃將來的進攻。現在呢？所謂革命黨，論理不應該再有這種現象，然而以我所知，真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唉！這固然是可悲可歎，然而一九零五年至一九一七年中間的國際革命黨之蛻化、產生等等的曆史告訴我們，我們又奮然而起，大凡偉大的革命，其成功雖是由多數人，而其創始與指導之功實多由於少數憂深慮遠、艱苦卓絕之士。”【注釋2】
語罕認為，要研究馬克思的唯物論，除了研究十八世紀的法蘭西的唯物論以外，還要研究黑格爾的唯心論與費爾巴哈的唯物論。此外，康德的作品也是應該細細地研究的文獻中最重要的一種。“我們自然不是以為康德哲學是唯物論的新時期的轉折，然而我們要研究唯物論，必先研究唯物論的辯證法；要研究唯物論的辯證法，就得研究黑格爾的唯心論的辯證法；要研究黑格爾的唯心論的辯證法，就不得不探討康德哲學中所含的此種辯證法的種子。”【注釋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