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8月，高語罕與蕪湖五中鄭太樸、宣城四師章伯鈞同船啟程赴德國。隨後，朱德夫婦、孫炳文、史叔隱、房師亮等也乘下一趟船到德國。
在德國時，高語罕他們最初住在哥廷根。高語罕回憶：“住哥廷根時，我和朱德他們相處很近，每逢禮拜六或星期日，大家要聚餐一次，時常不離伴的，大概是叔隱、老鄭、小房、朱德夫婦和我。”
國共兩黨合作前後，高語罕介紹朱德、孫炳文、章伯鈞、史叔隱等先後加入共產黨、國民黨。“史叔隱是個感情極易衝動的人，他和孫炳文、朱德、章伯鈞等加入共產黨和國民黨，皆經我一手包辦。”他們每星期三舉行黨小組會，學習、討論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等著作。同時，還就《向導》、《國際通訊》等刊物上登載的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章進行學習。
高語罕對朱德的印象是：“朱德不輕易說話，文字也很平常，一般的學識，自然他也沒有機會預備。但他有一個特性，也可以說軍人的腦筋——單純。他對於政治經濟的理論知道的很少，但他隻要明了其中片言隻字的真理，便奮力在實行；並且生死不渝。”
1924年夏天，高語罕五中的學生蔣光慈（讀書時名蔣光赤）回國，在上海大學社會學係任教。高語罕此時已移居德國法蘭克福，同最早翻譯《馬克思傳》的李季住在一起。他鼓勵蔣光慈出版詩集《新夢》，並為之作序：“《新夢》作者光赤，是我數年前一個共學的朋友。那時，他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後來，他留學蘇俄共和國，受了赤光的洗禮，竟變成紅旗下一個熱勃勃的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光赤本富於情感，在研究社會科學之餘，高歌革命，我勸他結集出版，特作序。”
後來，高語罕又移居柏林，開始撰寫革命回憶錄，發願“把二十年前所親見親聞及親身參與的革命中的逸事，敘述出來，名曰《如此這般錄》，共分三集：《百花亭畔》、《病中》和《青年軍始末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