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女”這兩個字，將在什麽時代才不被重視，不需要特別的被提出呢？
年年都有這一天。每年在這一天的時候，幾乎是全世界的地方都開著會，檢閱著她們的隊伍。延安雖說這兩年不如前年熱鬧，但似乎總有幾個人在那裏忙著。而且一定有大會，有演說的，有通電，有文章發表。
延安的婦女是比中國其他地方的婦女幸福的。甚至有很多人都在嫉羨地說：“為什麽小米把女同誌吃得那麽紅胖？”女同誌在醫院，在休養所，在門診部都占著很大的比例，似乎並沒有使人驚奇，然而延安的女同誌卻仍不能免除那種幸運：不管在什麽場合都最能作為有興趣的問題被談起。而且各種各樣的女同誌都可以得到她應得的誹議。這些責難似乎都是嚴重而確當的。
女同誌的結婚永遠使人注意，而不會使人滿意的。她們不能同一個男同誌比較接近，更不能同幾個都接近。她們被畫家們諷刺：“一個科長也嫁了麽？”詩人們也說：“延安隻有騎馬的首長，沒有藝術家的首長，藝術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然而她們也在某種場合聆聽著這樣的訓詞：“他媽的，瞧不起我們老幹部，說是土包子，要不是我們土包子，你想來延安吃小米！”但女人總是要結婚的。（不結婚更有罪惡，她將更多的被作為製造謠言的對象，永遠被誣蔑。）不是騎馬的就是穿草鞋的，不是藝術家就是總務科長。她們都得生小孩。小孩也有各自的命運：有的被細羊毛線和花絨布包著，抱在保姆的懷裏；有的被沒有洗淨的布片包著，扔在床頭啼哭，而媽媽和爸爸都在大嚼著孩子的津貼（每月二十五元，價值二斤半豬肉），要是沒有這筆津貼，也許他們根本就嚐不到肉味。然而女同誌究竟應該嫁誰呢，事實是這樣，被逼著帶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開的譏諷：“回到家庭了的娜拉。”而有著保姆的女同誌，每一個星期可以有一天最衛生的交際舞，雖說在背地裏也會有難比的誹語悄聲的傳播著，然而隻要她走到哪裏，哪裏就會熱鬧，不管騎馬的，穿草鞋的，總務科長，藝術家們的眼睛都會望著她。同一切的理論都無關，同一切主義思想也無關，同一切開會演說也無關。然而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說，而且在做著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