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讀《聊齋》，心裏常常湧起一個問題：“為什麽這本書上的鬼狐，都比人可愛？”後來我在中國這個社會混了幾年，懂得了一點事情，才明白了蒲鬆齡之所以談鬼狐，說夢話，乃是借此罵人的。有話不能直說，在我們這古老的封建專製國家，原來是由來已久了。
民國成立以後，實際上仍是軍閥的封建專製，談不到近代民主國家的所謂言論出版自由。但自“革命成功”，國民黨一黨統治了全國十七八年了，“三民主義”、“民主憲政”，在國民黨統治下始終隻是說得好聽的名詞，實際存在的還是專製主義，以言論文字獲罪而遭受逮捕、坐牢、槍殺、活埋，以至暗殺者難以數計。
在這種情況下，談鬼說夢式的說話，仍然有它的地位。抗戰以前，有一年的《文學》新年號，曾特約了幾十個作家談夢，我也是被征文的一個。因為我是一個不願白日做夢的人，所以沒有寫。後來看見那夢話連篇的，大都是把自己的真話或希望以說夢話的方式表達出來，隱隱約約，吞吞吐吐，什麽“抗日了……”，“書報雜誌不被禁止了……”等等。一方麵固然覺得比不說為強，另一方麵也才知道這時還是一個談鬼說夢的世界。
抗戰以後，大後方開始似乎還有點清醒的氣氛，但不久又走入了夢的世界，出現一些說夢的名作，張恨水先生也做了“八十一夢”之多！真可謂洋洋大觀、沉沉夢境了！這還不算什麽，令人驚歎的，是不久之後，國民黨的專製老爺們，竟把他們在生意場上用得很熟練的“專賣”、“統製”手腕，伸張到夢的世界裏來，使得做夢也沒有自由，形成了“自有生民以來未之有也”的奇觀！於是夢就分為三種：
一種是人民願意做的夢，那是要被查禁的。例如郭沫若先生的《屈原》、《虎符》之類的劇本，不過是關於古人的夢而已，但也不能在大後方的劇場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