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囚居回憶
一 被捕之前
一九三一年二月，胡也頻死難後，我先住在李達家裏，後來搬到沈從文兄妹的宿處。四月初，向《東方雜誌》鄭振鐸先生借了二百元錢做路費，由沈從文先生陪我回到了湖南。在母親麵前，我不敢透露真情，編了一個謊言：說胡也頻將去蘇聯，不能一路同來看她；我一個人在上海無法帶孩子，隻好把孩子交給她撫養。母親慷慨地答應承受這個重擔。我不敢在家裏久住，深怕我的感情在無法控製的時候，流露出真情。我在家隻住了三天，就匆匆返回上海了。原來比較熟，可以常常來往的沈從文兄妹隨即去了北方；偌大的上海，隻有李達夫婦是我惟一親近的熟人了。李達曾是平民女校的負責人，我一向是把他當作老師的。他的夫人王會悟是一個熱情的女性，一向對我好，而且是最愛護我的純真的讀者。三〇年也頻被捕後，他們主動邀我搬到他們家去暫住。在那白色恐怖嚴重的時候，這種情誼是極不容易有的，是極可貴的。因此我對他們夫婦的感激之情是永遠不會淡漠下去的。李達以他多年的處世經驗，以及他對世界的認識，曾經勸我：“無論如何不能再參加政治活動了；老老實實寫點文章。”因此，這時我有一些話不便在他們麵前說，但我很需要他們的友誼。除了他們家我能夠常去坐坐，打發一點時間以外，再沒有什麽別的人家我可以去了；但去了以後，又不能完全講心裏話，便越發感到孤獨。在這種無援的情況下，我一個人孤零零地在環龍路租了三層樓上的一間小房子，寂寞地過著一天又一天。
我這時是二十七歲。雖然在上海、在北京都住過，上過學，可那時都是同朋友們在一起，或者同愛人在一起。如今獨立生活在大上海，一個人在萬花筒般的大上海度日月，這是第一次，我真感到舉步艱難，整日心神不安，憂心忡忡。窮思苦想，我強打精神，蓄積力量，為應付每一個日子而掙紮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