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過文婷送的糖炒栗子，在北京的日子也變得甜蜜起來，不僅因為林知逸的陪伴，還因為陸續有好事發生：文婷和我簽了三本書後，另兩本書的選題分別在金城出版社和現代出版社通過。
我還記得，不久前的某個夜晚，我對林知逸說：“不管我適不適合當作家，我都希望有生之年能出一本書，算是圓了我的作家夢。哪怕隻出一本，哪怕不要稿費，我都會心滿意足。”
可見，當時收到退稿信的我是多麽沮喪，對自己能否出書這件事是多麽絕望。然而，遇見文婷後，好事接連發生，未來充滿希望。我曾問她：“你為什麽要給我出書呢？”
她說： “雖然你的作品不是架構宏大、人物眾多，不是文字華麗優美似綾羅錦緞，不是情節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但是你的可貴之處在於，人物幽默風趣，文字平實動人，故事貼近生活，總能寫到人心裏去，不同於那些無病呻吟耍花槍的所謂青春文學。”“……”這到底是在說我的不足還是在誇我？“你適合為生活而書，看似簡單卻自有智慧。生活是最好的老師，用心體驗生活，為生活而寫，你會越寫越好。”原來，世界上竟有一個人對你如此有信心，相信你有才華，比你自己還要相信。高山流水遇知音，我不是俞伯牙，卻遇見了我的鍾子期。
在家專注創作的那段時光有苦也有樂，樂的是可以自由安排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苦的是靈感不來，寫的東西始終達不到自己滿意的水準。
尤其是在看了名家寫的作品，再回頭看自己的作品，都開始懷疑：我寫這些到底有什麽意義？文婷卻告訴我：“記錄即意義，為生活而寫，本身就是意義。 ”很久以後，我在加西亞·馬爾克斯的自傳《活著為了講述》裏看到他說： “生活不是我們活過的日子，而是我們記住的日子，我們為了講述而在記憶中重現的日子。”縱然我的人生閱曆不如大作家那般豐富，記錄平凡人生活中難以忘卻的日子，或許如文婷所說，記錄本身就是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