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時候，有一回我從很遠的野外打獵歸來，途中著了涼，病了。
我發起燒來，幸好這時候已到了縣城，在一家客店住下了。我打發人去請醫生。半小時後來了一位縣城的大夫。此人個頭不高，瘦巴巴的，頭發烏黑。他給我開了普通的退燒藥，要我貼上芥末膏，然後挺麻利地把我給他的一張五盧布鈔票塞進他那翻袖口裏，同時幹咳了一聲，瞧了瞧旁邊，看樣子本來想要立即打道回府，可不知怎的，卻留了下來，跟我聊了起來。
我受著高燒的折磨；我料想夜裏會睡不著，巴不得有個人同我侃侃大山。
茶端上來了。我的醫生便打開了話匣子。他這個人不笨，口齒伶俐，說話頗為風趣。世上有些事好奇怪：你同有的人相處很久，關係也挺融洽，可是你從來不向他披肝瀝膽，傾吐心曲；而跟有的人剛剛結識，便視為知己，彼此把心裏的全部隱私像懺悔似的掏給對方。我不清楚我是憑什麽博得了我這位新朋友的信任，不知出於什麽原因，他便把一件相當動人的事，如常言說的，“拿來”說給我聽了。現在我就把他講的事說給我知心的讀者聽聽。我盡量用那位大夫的原話敘述。
“您知不知道，”他開始說了，嗓音顯得乏力而發顫（這是抽了純別列佐夫煙草的緣故），“您知不知道本地的法官帕韋爾·盧基奇·梅洛夫？……不知道吧……那沒關係。（他咳了幾下清清嗓子，擦擦眼睛。）您看，怎麽說好呢，就照實對您說吧，事情發生在大齋期裏，那正是冰雪消融的時節。我坐在他——我們的法官——家裏，在玩普列費蘭斯紙牌。
我們這位法官是個好人，對玩這種牌很著迷。突然（我的大夫常常用“突然”這個詞）有人對我說：‘有人找您。’我說：‘有什麽事？’那人說：‘他帶來一張條子，也許是病家寫的。’我說：‘把條子拿來。’果然是一個病家寫的……那是好事——您明白，這就是我們的飯碗嘛……是這麽一回事：那條子是一位守寡的女地主寫給我的，她說：‘我女兒病危，看在上帝的麵上，勞您駕來一趟，我派馬車接您。’嗯，這倒沒有什麽……可是她家離城有二十俄裏地，當時已是深更半夜，而且道路又是那麽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