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黃樓街區的街道最深處，那並不是一個適合成長的好地方。乞丐們耍著小聰明過日子，妓女們在美國士兵離開後便都失業了，還有各種各樣的貧苦人整日賴在家裏敞開大門聽著收音機。偶爾會有人走運了，開了一家肉類熟食店，或者一家咖啡吧，或者搬家離開，但無論你搬去哪裏，所有人都認得出你是黃樓街區裏的一個。
對我來說也是這樣。我離開那裏已經太久了，但直到今天，在街上認出我的人依然會稱呼我為來自黃樓街區的愛德華多。
在右眼得青光眼之前，我父親是瓦萊考迪納地區的一名火車司機。他每天淩晨四點鍾醒來，奔向火車站，啟動電力火車，等待著要前往貝內文托的通勤乘客。在五點五十分的這趟車上平均會有八名乘客，晚上十八點零一分的那趟也是這個數字。每天他在貝內文托-那不勒斯這條線路上來回奔波。有些早晨，如果那八名乘客中某個人沒有按時出現，他便會謊稱火車出現了故障，等著，直到有人開始抱怨為止。絕不能在五點五十分的時候落下某個人在站台上，唐·傑皮諾反複說道，那樣太殘忍了。然而這麽多年來他得到了什麽回報？什麽也沒有，甚至連一聲謝謝都沒有。
後來有一次他靠著車門睡著了，火車出軌了。什麽也沒有發生，隻是有一些碰傷，不過鐵路公司的技術員發現了一瓶烈酒，心中生疑。我父親激動地為自己辯護，和酒精沒有關係，他說道，他就是睡著了而已。
幸運的是，那個技術員也出生在黃樓街區。他便開始向我父親詢問一些老友的現狀，這個人後來在做什麽？那個人後來去了哪裏？而唐·傑皮諾被逼著隻能說出真相：誰還沒有死，或者誰進了監獄，誰並沒有多少出息，有人開了一家肉類熟食店，還有人開了一家咖啡吧，而大多數人都離開了。在最終的報告裏，技術員並沒有提到那瓶烈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