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口，不議人短長
治口就是慎言語，即不議人短長，曾國藩遵循的尤其是不背後議論人。中國有“禍從口出”這句話，曾國藩加以發揮，在給他弟弟的信中說：天下的事變化很多，變化的道理更深不可察。人情難知，天道更難測，別處的事情不要毫無忌憚地大加議論。孔子說“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弟的聽聞本來不多，多疑則全不闕，言則更不慎。捕風捉影，扣盤捫燭，就要硬斷天下之事。天下的事情果真就這樣容易了斷嗎？
對曾國荃自視過高的缺點曾國藩作為兄長則猛加敲打。一次曾國荃讀唐代文章，斷定文中的某某是小人，某某是君子。曾國藩不以為然，他認為是非都有適用的範圍，這樣輕易下結論是閱曆不深、視天下與後世太輕的緣故，於是去信說：文章一篇，就能讓天下人、後世之人都知道某某是小人等等，未免把文章看得太重，而把天下與後世看得太輕了。這間屋裏所談論的是非，換一間屋子可能他就不以為然，換一個地方則說法更要發生變化。這鄉人所推服的賢士，換一鄉則不認為是賢士，如果換到另一府去，就會多次發生變化而不是一次變化。何況天下呢？何況後世呢？
其實，曾國藩自己早年也有評頭品足、議人長短的毛病。他的好友陳作梅對他說：“見得天下皆是壞人，不如見得天下皆是好人，存一番熏陶玉成之心，使人樂與為善。”曾國藩的日記中說：陳的話是“諷餘近日好言人之短，見得人多不是也”。
由於“口禍”招致他人忌恨，曾國藩在守喪期間進行了深刻的檢討。事實上，自率湘軍東征以來，曾國藩有勝有敗，四處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於沒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實權所致，同時，曾國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養方麵也有很多弱點，在為人處世方麵固執己見，自命不凡，一味蠻幹。後來，他在寫給弟弟的信中，談到了由於改變了處世的方法而帶來的收獲：“兄自問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訣。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載，與四十歲以前迥不相同，大約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尤為用。立者，發奮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在一年以後，再次出山，曾國藩則變得善於應酬，左右逢源，他自己承認：“餘此次再出，已滿十個月。論寸心之沉毅憤發誌在平賊，尚不如前次之誌；至於應酬周到，有信必複，公牘必於本日完畢，則遠勝於前。”以前，曾國藩對官場的逢迎、諂媚及腐敗十分厭惡，不願為伍，為此所到之處，常與人發生矛盾，從而受到排擠，經常成為輿論諷喻的中心，對於這種情況，有人說道：“國藩從官有年，飽曆京洛風塵，達官貴人，優容養望，與在下者軟熟和同之氣，蓋已稔知之。而慣嚐積不能平，乃變而為慷慨激烈，軒爽肮髒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癢、牢不可破之習，而矯枉過正，或不免流於意氣之偏，以是屢蹈愆尤，叢譏取戾。”但是曾國藩經過深刻的心理反思和多年的實踐，非常真切地意識到，僅憑他一人的力量，是無法扭轉官場這種狀況的，如若繼續為官，那麽唯一的途徑，就是去學習、去適應。“吾往年在官，與官場中落落不合，幾至到處荊榛。此次改弦易轍，稍覺相安。”此一改變，說明曾國藩在宦海沉浮中，日趨精明和曠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