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從印度傳來的，但是中國佛教的特質，歸根結底是由中國國情所製約和決定的。佛教不是一成不變的信仰和思想，中國佛教在形態、方法和理論係統上都存在著不同於印度佛教的特點。
中國的文化土壤和印度的文化土壤不同。在印度，僧人見了父母和王者都不跪拜，在中國，王者要求僧人跪拜。在印度，佛教有治外法權，在中國，佛教則必須受世俗法律治理。中國的皇帝君王們，可以出於維護封建統治需要而扶植佛教，也可以出於同樣的需要限製佛教。中國古代有自己的一套道德規範，有“忠”、“孝”這兩麵大旗，有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有道家思想的深刻影響。佛教若想在中國傳播，不聽王命不行，不講“忠”、“孝”不行，不遵國法不行，不與儒學、道學妥協、調和也不行。所以，中國的佛教學者，絕大多數在出家以前，已經受到了儒家學說的洗禮，再經道家思想的熏化，然後再學習佛教理論。所以，號稱明代佛教四大師之一的德清禪師說：“為學有三要：所謂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莊》，不能忘世；不參禪，不能出世。”他宣傳“孔老即佛之化身”。印度佛教種在中國的土地上，成了與原身有很多不同的中國佛教。
但達摩東渡後依然保持著印度佛教的修行方法，即是住心觀靜，麵壁坐禪，行頭陀行，達摩采用的又是“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的入道之法，實在是太苦太苦了。達摩在嵩山少林寺麵壁修道，而且一坐就是九年，幾乎身不離洞，跡不出山，這自然是傳說，但這種傳說令人生畏，如此艱苦的修煉法，還不把人嚇跑？從古到今的達摩畫像，也因此而形成一個模式：滿臉絡腮胡子，眼大眉粗，神形清苦，麵壁而坐，怒顏張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