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春秋戰國開始，中國曆朝曆代都有修史的成例，朝廷設置專門機構和史官隊伍，修撰前朝曆史，記錄本朝之事。《史記》裏就有齊宣王與史官鬥法的掌故，史官如實記錄齊宣王的荒唐故事，齊宣王不幹了，要懲罰史官，可是這個史官很有骨氣，反過來嚇唬齊宣王，很有些革命烈士夏明翰的氣勢：殺了我一個，還有後來人。齊宣王固然昏庸，卻也知道修史是件大事，倒沒怎麽為難這個膽子不小還有些可愛的史官。
奇怪的是，黨項人李元昊在公元1038年建立的西夏王朝，與北宋、遼國以及後來的蒙古鼎力抗衡近兩百年之久，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領域均取得了輝煌的成果，末了，卻沒有屬於自己的獨立史書，隻在蒙元所修的《宋史》中有一冊“夏國傳”的分卷，令人不解。是西夏王朝不重視修史，還是後來的各朝代史官們忘卻了這個曾經在中國大西北叱吒風雲200年的政權？
仔細分析一下國人修史的特點、蒙古人進攻西夏的曆史和西夏王朝的文化建設狀況，或許能解釋這個疑問。
國人修史，重在傳承、借鑒，傳承的是曆史文化，借鑒的是興衰教訓，以滿足本朝統治的需要，一般依據前朝史官的記載，民間筆記、野史、傳聞等，綜合剪裁糅合而成文獻。曆朝曆代史官，多由當局指派，吃糧修史，主要的任務還是著眼於統治的需要，粉飾、遮醜、誇大其辭，無所不用其極。至於曆史文化的傳承，倒在其次，隻有那些有正義感、責任感的史官，才會著眼於“傳承”二字。解縉主編的《永樂大典》、紀曉嵐主編的《四庫全書》，近現代不少學者都曾撰文指責其純屬胡鬧之舉。
西夏亡國於蒙古人之手，蒙元丞相脫脫主持修史工作，分別編撰了《遼史》《金史》和《宋史》，唯獨沒修“西夏史”，隻搞了個“夏國傳”，原因何在？趙炎以為，這是蒙古人在記仇。其中既有民族情結，也有曆史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