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六年的八月，就在我來到愛荷華的第二天，在一個酒會上，我認識了本·瑞德。這個年輕的美國人出生在加州，念小學的地方卻是北京。在一大堆說英語的人中間，突然冒出來一個“京片子”，我的喜悅是可想而知的。本·瑞德是個純爺們，說話直截了當，他說他來參加這個酒會隻有一個目的，問問我這個“愛運動”的人“想不想開飛機”。我剛剛來到美國，人生地不熟，好不容易逮著一個會說北京話的美國人，我怎麽能放過呢。我想都沒想，說：“當然。”老實說，我並沒有把這句話當真，我是中國人，拿什麽話都當真，我還活不活了？
第三天還是第四天？是上午，本·瑞德來電話了，問我下午有沒有時間。我說有。他說：“那我們開飛機去吧。”我沒有想到事情來得這樣快，心裏頭還在猶豫，嘴上卻應承下來了。還沒有來得及摩拳擦掌呢，聶華苓老師的電話卻來了。我興高采烈，告訴她，我馬上就要開飛機去了。聶華苓老師的反應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她不允許。她的理由很簡單，我是她請來的，“萬一出了事怎麽辦？”她的口氣極為嚴厲，似乎都急了。我為難了。飛還是不飛？這還成了一個問題了。
我的處境很糟糕，無論我做怎樣的決定，我都得撒一個謊，不在這一頭就在那一頭。可我得決定。我的決定很符合中國文化：在兄弟和母親之間，一個中國男人會選擇對誰撒謊呢？當然是母親。先得罪母親，然後再道歉。
——我哪裏能想到呢，小小的，隻有六萬人口的愛荷華，居然有四個飛機場。這些機場既不是軍用的也不是民用的，它們統統類屬於飛行倶樂部。事實上，許許多多的美國成年人都是飛行員。我對本·瑞德說：“你們美國人就是喜歡冒險哪。”本·瑞德卻不同意。他說：“我們其實不冒險，我們很相信訓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