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去了。他到福建出差，突遇車禍，在醫院裏昏迷一個多月，終於還是去了。
長途電話打來，是金秋十月的一個星期天，窗外陽光燦爛，刺得我目眩神迷。我忽然想起七年前，也是在這個陽光燦爛的十月，朋友的妻子回南京分娩，朋友帶我去醫院裏探視他的妻兒，得意之情溢於言表。朋友四十出頭才得一子，他去的那天，或許恰逢他兒子七歲生日的時候？或許……或許！
我十七歲踏入文學之門，也是在十七歲那年認識了他。在文學界我諸多的朋友中，他是我結識最早、相知最深的一位。那時候他是回鄉知青，我中學還未畢業，我們同在縣文化館參加創作學習班。我年輕稚氣，對世事懵懵懂懂。他長我幾歲，加之個子高大，麵相老成，舉止沉穩，在我的眼晴裏仿佛是長我一輩的人。從這一點判斷，他之讀懂我，比之我讀懂他，要早出很多很多吧？
幾年後，我以插隊知青的身份被借調《雨花》工作，朋友卻已經是南師大的工農兵學員，我們在南京得以重會。他仍然是虔誠的業餘作者，常常去編輯部送稿子改稿子。他人極樸實持重，散文卻寫得秀氣甚至是華麗，我不太喜歡他文章的這種風格。他把他個性中的謹慎、認真、負責和好勝帶到了文章裏，就使文章變得拘緊和裝飾過度。我覺得他當領導比當作家合適，後來的事實果然如此。
我進入北大讀書的那一年，忽然在報紙上看到消息，他和南師大幾十名畢業生自願去西藏工作了。春節我回老家過年，他也回老家休假，在我家小住過幾天，目的是為了給我看他新寫的一部長篇，立逼我提出詳細的修改意見。兩年不見，他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高原人，兩頰遍布被紫外線灼燒的痕跡，更顯出與城市生活的格格不入。他跟我們一家人大談西藏的壯美和神秘，連我九十高齡的外婆都聽得癡迷。從那時起我下了決心，這輩子無論如何要去一次西藏。十年之後我果然得到參加“太陽城”筆會的機會。作為東道主，他找來兩部破舊的吉普帶我們去藏北拉木錯神湖，和我們共同經曆過一次草原雪山間的九死一生。過後他談起在西藏無人地區的幾次遠行，我才知道這樣的生死在他來說已經十分平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