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扶掖別人是一種幸福，感受別人對自己的支持亦是一種精神享受。
相遇兩不忘
在浙江永嘉有條楠溪江，溪水清澈晶瑩，兩岸芳草如茵。1991年秋天，我在那如畫的江邊巧遇一位頭發全白而麵色紅潤的老人，他就是三十多年前《中國青年報》的總編輯孫軼青，他握著我的手，親切地說：“你就是當年寫《水仙花》的那個劉心武麽？”我忙點頭，高興地說：“終於見到您了！”
那是因盲目“大躍進”而經曆了“三年困難時期”之後，我寫了一篇《水仙成災之類》，文章先寫到非洲剛果原來沒有風信子（洋水仙）這種花，有人不經意地把這種花帶到了那裏，結果萬沒想到幾年以後那柔弱而美麗的水仙花竟長瘋了，把港口都堵塞得船隻無法靠岸，政府隻得花費巨款，發動了一場清除水仙花的戰爭。文章由此生發出一點議論，就是我們一定要有唯物辯證法的眼光，懂得任何事物都不能超越限度，否則便可能在客觀規律麵前碰得頭破血流。我把這篇文章投到《中國青年報》以後，本不抱多大希望，沒想到竟很快刊登在1962年1月1日《長知識》副刊的頭條位置上了，那時我還不到20歲，興奮之情難以抑製，後來我又寫了一些文章投去，有的也被發表出來。這對我與寫作結下不解之緣，形同紮上了一條絲帶。
那時候投稿，我總是寫好文章往信封裏一裝，通過郵局寄去，從來沒有去過編輯部，我不認識編輯，更不認識總編輯。我是在好久之後，才知道《中國青年報》的總編輯叫孫軼青。但是我直到那年去楠溪江，才終於見到了這位久聞其名的前輩。我很驚異他還記得我那篇文章，因為不僅事隔那麽多年，就算是去年的事吧，一位報紙總編輯每天得過目多少文章呀，怎麽他就偏還記得這篇東西？孫老卻說：“那篇文章當時讓我眼睛一亮，‘文革’結束以後，《班主任》一出來，我看了就說：這個劉心武一定就是那個劉心武！”這話讓我非常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