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9月的一天又有遠客來。問及前些時報上的一條報道，該報道冠以“名家售書，購者寥寥”的標題，說是我6月在上海圖書館售我的文集，隻有三個人買。記者的立意，在為“嚴雅純”的文學之失落鳴不平，其實此報道不準確。因為那天在上海圖書館的一個分館所搞的活動，並非簽名售書，而是一次座談。實際銷書者從北京帶去的十套文集，在座談會前即已全部被訂購一空。座談會後，有三位與會者順便拿出所購到的文集，讓我當場逐冊簽名，事情的全貌就是這樣。
不過，“嚴雅純”的文學創作，尤其我這樣的作家所寫出的“沉甸甸”的作品，在目前的世道中，確實已再無領**的可能。
雖說如此，我這樣的創作者，歡迎這種創作的讀友們，仍有我們也不算太窄狹的享受空間。
回憶那夏日的情景，當我坐在上海圖書館分館的會議室裏，麵對著雖然不多，卻都是誠心而來的聽眾，真有一種如夢如幻的感覺。
是的，沒預料到。
當我斷斷續續、寫成一些又撕掉一些、重寫許多又反複修改，終於在1992年初秋完成了長篇小說《四牌樓》時，我所想到的隻是：能找到一個願接納我的出版社，能遇上一個能理解這部書稿的編輯，能順利地印成書，能有不多的人買它、讀它，也就行了。
我不曾有過夢想，無論睡眠中的夢還是所謂“白日夢”裏，我都不曾有過《四牌樓》受褒獎、受歡迎的幻象。
我清醒地認識到，無論從什麽角度看，我都已從“中心”向“邊緣”轉移了。不僅所謂的“商業大潮”已宣布了我這種不以暢銷為目的的小說必得“靠邊站”，刻意創新的銳進一族在與我相處友好的同時，也以他們並不針對我的美學宣言，令我自知：不管我的小說裏融進了多少新潮的營養，畢竟我小說的骨架還是“寫實”，所以縱使寫得再好，也不過是一種“古曲”式的美學掘進，其時代價位，是不可能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