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還沒有從事文學創作的時候，就喜歡閱讀外國文學作品了。1956年的時候，我14歲，已經上中學，我一方麵從學校圖書館借，一方麵自己花錢買，間或也從哥哥姐姐那裏弄到，讀了大量的外國文學作品。從1956年到1965年那十年間，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全部外國文學作品，我大概都讀過。這話並不怎樣誇張，因為在那十年裏，我國對外國文學作品的出版無論種類和速度，都遠不能同近十年相比，對於一個熱愛外國文學的閱讀者來說，公開正式出版的外國文學作品，是完全可以“讀完”的。那十年裏所出版的外國文學作品，記憶中，粗分起來無非三類，占最大比重的一類，是俄國十月革命以後，特別是蘇聯衛國戰爭期間及那以後的文學作品。另外一類則是古典作品，所取的標準，除馬、恩、列、斯直接肯定過的作家作品外，大體上是看蘇聯譯介的走向，大凡在蘇聯被肯定的，我們這邊就可以見到譯本。例如伏尼契的《牛虻》，在西方一般不認為是怎樣重要的作品，因為蘇聯大力肯定，且經《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作者用火熱的語句加以推薦，所以那時在中國達到家喻戶曉的程度。而例如蒲寧，雖在1932年獲得諾貝爾獎，國際聲譽很高，但因蘇聯當時視其為流亡國外的反動文人，所以我們中國當然也就不會出版他的小說，我那時就簡直不知道世上還有這樣一位作家。第三類則是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一些作品，這類作品優秀的確實不少，但其出版卻隻帶有明確而單純的政治象征意義。1978年我在一家大圖書館中就發現了一本20世紀60年代初期所出版的這類譯作，厚厚的一大冊，在書架上一直靜靜地擺著，竟始終沒有一個人借閱過，其印裝過程中未及裁開的篇頁仍舊連接在一起。
“**”前夕人民文學出版社（以作家出版社名義）曾辦了一件事，就是出版了若幹的“黃皮書”，全是一些供內部參閱批判的“修正主義”及“資產階級”的“反麵教材”，例如美國塞林格的《麥田守望者》、蘇聯岡察爾的《小鈴鐺》等。盡管印數很少，且規定隻在當時有身份的文化人中發行，但世上哪有不透風的牆，這批“黃皮書”很快成為一些文學青年想方設法借到手的珍本。我那時人微力弱，遠在當時那“黃皮書”的流布圈外，所以隻偶然見到過兩三本。但我也承認，那“黃皮書”的衝擊力確是非常之大的。“文革”中，出版“黃皮書”一事自然成了有關部門和有關“黑線人物”的一大罪狀，但據我所知，“黃皮書”大概並沒有銷毀多少，仍在暗中流傳。一位比我小十歲的當年參與過“破四舊”的朋友告訴我，他就是從閱讀被抄來的“黃皮書”開始，而萌發出文學創作衝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