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論語·裏仁》
孔子說：“依據利益來做事，會招致很多的怨恨。”在宋仁宗時期，宰相富弼采用了朝士李仲昌的計策，從澶州商湖河開鑿六漯渠，將水引入橫貫隴西的故道。
北京留守的賈昌朝素來憎惡富弼，私下與內侍武繼隆相互勾結，命令司天官二人，等到朝臣聚會的時候，在殿廷提出抗議，就說國家不應該在京城的北方開鑿渠道，這樣就會讓皇上的龍體欠安。在幾天之後，兩個司天官聽從了武繼隆的主意，於是向皇上上書，並且還請皇後與皇上一起出來聽政。
後來，他們的奏章到了宰相文彥博的受中國，他看完之後藏在懷中。他不慌不忙召來兩個司天官：“日月星辰、風雲氣色的變異，這才是你們可以說得事情，因為這是你們的職責。為什麽要胡言亂語幹預國家大事呢？你們所犯的罪有滅族後果。”兩個司天官聽完之後非常恐懼。
文彥博緊接著說：“看你們兩個也是狂妄愚昧之極，今天不忍治你們的罪。”兩個人走之後，文彥博把他們的奏章拿給同僚們看，富弼等人十分憤怒地說：“奴才們膽敢如此胡作非為，為為什麽不斬了他們？”
文彥博說：“如果我們斬了他們，那麽事情就會公開化了，宮中當中也會鬧得不安寧。”
就這樣過了不久，大臣們決定派遣司天官測定六漯渠的方位，文彥博這一次還是派那兩個人去。由於這兩個人怕治他們的前罪，於是就改稱六漯渠在京城的東北，而不在正北。
其實這就是示之以威，之後網開一麵，從而造成威懾的例子。而將這一策略運用得出神入化的，則應該屬於宋朝的趙鼎。
在宋高宗時期，劉豫在山東自立為皇，而且還狂妄地要求天下的人給他這個皇帝進奉藥物，而當時的太監馮益正好派人去山東境內收買飛鴿，結果就在那裏聽到了很多的流言蜚語。於是，泗州知州劉綱就把這一情況上奏給了朝廷，而樞密使張浚得知這一情況之後，奏請皇上斬掉馮益，從而消除流言蜚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