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羅斯最大的投資秘訣之一，在於善於從全球政治角度來看待經濟時局，所以他比別人看得更遠、看得更深、看得更透，因而更能抓住本質。
例如索羅斯在引爆亞洲金融風暴之前，是同樣承認亞洲經濟發展奇跡的，但他事後並沒有輕易用經濟分析方式總結他和這場危機之間的關係。讀者從以下這段講話中，就能看出索羅斯是如何從政治角度來看待經濟時局的。
索羅斯說：“亞洲模式是一個極為成功的經濟發展戰略模式，並在商業界受到廣泛讚譽。亞洲模式使亞洲生活水平獲得迅速提高：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人均收入年增長5.5%——這是有曆史紀錄以來從未有過的在同一時期裏超過任何經濟體的快速增長。因此，甚至在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後，新加坡的李光耀、印度尼西亞的蘇哈托和馬來西亞的馬哈蒂爾仍然堅持認為亞洲的價值觀優於西方的價值觀。他們甚至挑戰聯合國的《普遍人權宣言》。李光耀認為西方的價值觀是墮落的；馬哈蒂爾始終對西方殖民主義傳統耿耿於懷；蘇哈托則頌揚‘裙帶關係’的優越性。1997年東南亞國家聯盟接受緬甸為其成員國——這是對西方民主國家的直接挑戰，因為緬甸的專製政府在政治和人道上都是不能令人接受的。也許正因為我公開譴責東盟這一舉動激怒了馬哈蒂爾，促使他對我進行攻擊。”
在這裏，索羅斯說得已經非常清楚了。而實際上，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的1994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就在《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亞洲奇跡的迷思”一文，質疑當時到處傳頌的所謂“亞洲奇跡”，並且與20世紀三五十年代前蘇聯的所謂“經濟奇跡”相提並論——這些經濟發展的基礎都是對資源的過分占用而不是高效利用，所以將來必定無法持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