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月，田軍發表了一篇小品，題目是《大連丸上》，記著一年多以前，他們夫婦倆怎樣幸而走出了對於他們是荊天棘地的大連——
“第二天當我們第一眼看到青島青青的山角時，我們的心才又從凍結裏蠕活過來。
“‘啊！祖國！’
“我們夢一般這樣叫了！”
他們的回“祖國”，如果是做隨員，當然沒有人會說話，如果是剿匪，那當然更沒有人會說話，但他們竟不過來出版了《八月的鄉村》。這就和文壇發生了關係。那麽，且慢“從凍結裏蠕活過來”罷。三月裏，就“有人”在上海的租界上冷冷的說道——
“田軍不該早早地從東北回來！”
誰說的呢？就是“有人”。為什麽呢？因為這部《八月的鄉村》“裏麵有些還不真實”。然而我的傳話是“真實”的。有《大晚報》副刊《火炬》的奇怪毫光之一，《星期文壇》上的狄克先生的文章為證——
“《八月的鄉村》整個地說，他是一首史詩，可是裏麵有些還不真實，像人民革命軍進攻了一個鄉村以後的情況就不夠真實。有人這樣對我說：‘田軍不該早早地從東北回來’，就是由於他感覺到田軍還需要長時間的學習，如果再豐富了自己以後，這部作品當更好。技巧上、內容上，都有許多問題在，為什麽沒有人指出呢？”
這些話自然不能說是不對的。假如“有人”說，高爾基不該早早不做碼頭腳夫，否則，他的作品當更好；吉須不該早早逃亡外國，如果坐在希忒拉的集中營裏，他將來的報告文學當更有希望。倘使有誰去爭論，那麽，這人一定是低能兒。然而在三月的租界上，卻還有說幾句話的必要，因為我們還不到十分“豐富了自己”，免於來做低能兒的幸福的時期。
這樣的時候，人是很容易性急的。例如罷，田軍早早的來做小說了，卻“不夠真實”，狄克先生一聽到“有人”的話，立刻同意，責別人不來指出“許多問題”了，也等不及“豐富了自己以後”，再來做“正確的批評”。但我以為這是不錯的，我們有投槍就用投槍，正不必等候剛在製造或將要製造的坦克車和燒夷彈。可惜的是這麽一來，田軍也就沒有什麽“不該早早地從東北回來”的錯處了。立論要穩當真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