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對於青年的創作，忽然降下一個“流產”的惡諡，哄然應和的就有一大群。我現在相信，發明這話的是沒有什麽惡意的，不過偶爾說一說；應和的也是情有可原的，因為世事本來大概就這樣。
我獨不解中國人何以於舊狀況那麽心平氣和，於較新的機運就這麽疾首蹙額；於已成之局那麽委曲求全，於初興之事就這麽求全責備？
智識高超而眼光遠大的先生們開導我們：生下來的倘不是聖賢，豪傑，天才，就不要生；寫出來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寫；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變成極樂世界，或者，至少能給我(！)有更多的好處，就萬萬不要動！……
那麽，他是保守派麽？據說，並不然的。他正是革命家。惟獨他有公平，正當，穩健，圓滿，平和，毫無流弊的改革法；現下正在研究室裏研究著哩，——隻是還沒有研究好。
什麽時候研究好呢？答曰：沒有準兒。
孩子初學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來，的確是幼稚，危險，不成樣子，或者簡直是可笑的。但無論怎樣的愚婦人，卻總以懇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這第一步去，決不會因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礙闊人的路線而“逼死”他；也決不至於將他禁在**，使他躺著研究到能夠飛跑時再下地。因為她知道：假如這麽辦，即使長到一百歲也還是不會走路的。
古來就這樣，所謂讀書人，對於後起者卻反而專用彰明較著的或改頭換麵的禁錮。近來自然客氣些，有誰出來，大抵會遇見學士文人們擋駕：且住，請坐。接著是談道理了：調查，研究，推敲，修養，……結果是老死在原地方。否則，便得到“搗亂”的稱號。我也曾有如現在的青年一樣，向已死和未死的導師們問過應走的路。他們都說：不可向東，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說應該向東，或西，或南，或北。我終於發見他們心底裏的蘊蓄了：不過是一個“不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