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一月間我曾去過一回香港，因為跌傷的腳還未全好，不能到街上去閑走，演說一了，匆匆便歸，印象淡薄得很，也早已忘卻了香港了。今天看見《語絲》一三七期上辰江先生的通信，忽又記得起來，想說幾句話來湊熱鬧。
我去講演的時候，主持其事的人大約很受了許多困難，但我都不大清楚。單知道先是頗遭幹涉，中途又有反對者派人索取入場券，收藏起來，使別人不能去聽；後來又不許將講稿登報，經交涉的結果，是削去和改竄了許多。
然而我的講演，真是“老生常談”，而且還是七八年前的“常談”。
從廣州往香港時，在船上還親自遇見一樁笑話。有一個船員，不知怎地，是知道我的名字的，他給我十分擔心。他以為我的赴港，說不定會遭謀害；我遙遙地跑到廣東來教書，而無端橫死，他——廣東人之一——也覺得抱歉。於是他忙了一路，替我計畫，禁止上陸時如何脫身，到埠捕拿時如何避免。到埠後，既不禁止，也不捕拿，而他還不放心，臨別時再三叮囑，說倘有危險，可以避到什麽地方去。
我雖然覺得可笑，但我從真心裏十分感謝他的好心，記得他的認真的臉相。
三天之後，平安地出了香港了，不過因為攻擊國粹，得罪了若幹人。現在回想起來，像我們似的人，大危險是大概沒有的。不過香港總是一個畏途。這用小事情便可以證明。即如今天的香港《循環日報》上，有這樣兩條瑣事：
陳國被控竊去蕪湖街一百五十七號地下布褲一條，昨由史司判笞十二藤雲。
昨晚夜深，石塘嘴有兩西裝男子，……遇一英警上前執行搜身。該西裝男子用英語對之。該英警不理會，且警以bbb。於是雙方纏上警署。……
第一條我們一目了然，知道中國人還在那裏被抽藤條。“司”當是“藩司”“臬司”之“司”，是官名；史者，姓也，英國人的。港報上所謂“政府”“警司”之類，往往是指英國的而言，不看慣的很容易誤解，不如上海稱為“捕房”之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