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董必武和郭沫若的邀請電報，熊十力喜憂參半。
首先是喜，喜的是董必武和郭沫若這兩個老朋友沒有忘記自己。熊十力和董必武是黃州府同鄉，早年一起參加過辛亥革命，是親密戰友。後來，熊十力遠離政治，潛心治學，而董必武則繼續從事革命活動，成為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雖然他們兩人所走道路完全不同，但是朋友之情並沒有終結。事實上，在抗戰期間，熊十力和董必武關係還特別親密，曾推薦過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給董必武認識。
抗戰期間，熊十力住在重慶，曾經結交過一位名叫鮮英的朋友。鮮英與熊十力同年，早年參加同盟會，曾是國民政府的高官。1939年，他放棄仕途回到重慶，創辦實業。由於鮮英人脈廣，善經營，重信譽，很多朋友都將富餘的資金存放在他那裏，或者入股投資，或者收取利息，熊十力就是其中一個。1943年，《新唯識論》白話語體本出版，熊十力將兩萬元稿酬全部寄放在鮮英處，以便生息，鮮英十分仗義，保證熊十力隨時支取本息。因此，熊十力把鮮英當成知心朋友。
當時老朋友董必武也在重慶，熊十力便將鮮英介紹給董必武。正是熊十力的這一次牽線搭橋，最終幫了董必武一個大忙。原來，鮮英曾在重慶嘉陵江畔上清寺旁，買下一塊七十餘畝的坡地，坡地中央有座小山頭，曾是江西會館，後來成為客死他鄉的贛商墓地，1929年，鮮英在小山頭上建成一座私家別墅，取名為“特園”。抗戰期間，中共中央南方局希望在重慶找到一個便於開展統戰工作的場所，以便中共與各界人士共商國事。董必武馬上想到了鮮英和他的“特園”，並與周恩來一道作鮮英的工作。鮮英不懼國民黨的政治高壓，欣然獻出“特園”。從此以後，鮮家私宅“特園”便成為了中共南方局和八路軍駐渝辦事處活動的主要場地，社會賢達、進步人士開始頻頻出入。後來，董必武稱讚“特園”為“民主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