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傳統藥學（亦稱本草學）的起源，可追溯到“神農乃始教民嚐百草滋味”的史前時代。東漢輯成的《神農本草經》標誌著傳統藥學的確立；晉代陶宏景的《本草經集注》建構起按藥物自然屬性分類的理論模式；到唐代，官方編撰世界上第一部國家藥典《新修本草》，迎來了藥學研究的繁榮時期。
而宋以前的本草，一般隻是樸實地記載藥物功能主治，不附處方，醫生在學習和使用時還需重檢方藥，極為不便。而《證類本草》采錄了經典醫著和曆代名醫方論，搜集大量單方、驗方，共約三千餘條，分別載入有關藥物項下，使學者開卷之後能一覽用途用法。在體例上也做了不少革新，如將藥物理論和藥物圖譜匯編成一書；對古書作了許多文字修訂及續添、增補等。
《證類本草》重視藥材產地，所記產地計有一百四十多處，較唐代孫思邈所記的“其出藥地凡一百三十三州”情況有所發展。由於唐慎微生長在藥材之鄉的四川，又能虛心地向他人包括自己的病人學習，因此他對四川產地藥材記載尤為詳實，如戎州（今宜賓市）產巴豆；梓州（今三台縣）、龍州（今平武、江油縣）產附子、川楝子、豬苓；茂州（今茂縣）、眉州（今眉山縣）產獨活、升麻、決明子、使君子等。
《證類本草》載藥一千六百種，其中新添藥物就有五百種，較前世本草大有突破。該書對藥物形態、真偽、炮製和具體用法等藥物知識，兼收並蓄、匯編一體，使人開卷了然。
《證類本草》除引用《神農本草經》等曆代本草醫書外，還廣泛搜集了古代的經史、筆記和文集等有關藥物的記載，故後世已經失傳和散佚的古書，也可從其引文中略窺梗概。
《證類本草》集秦漢到北宋藥學之大成的著作，有極高的學術價值、使用價值和文獻價值。問世後，曆朝修刊，並數次作為國家法定本草頒行，沿用五百多年。由於其內容豐富而全麵，《證類本草》也成為後世各類本草著作的基礎，李時珍就以唐慎微的《證類本草》為藍本，編撰了傳統藥學的巔峰之作——《本草綱目》。李時珍稱讚唐慎微：“學識博，使諸家本草及各藥單方，垂之千古，不致淪沒，皆其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