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在1913年9月18日來到京城北京，當上了工商、農林兩部的部長。
張謇首先想到的是推行自己的經濟改革思想與辦法。然而，他頭腦很清醒，明白這個時候居於這樣的職位責任重大，前途難料，幹什麽都充滿了困難，有著極強責任心的張謇還是出任了這個要職。他誠懇地說：“也許這個時候非常的艱難，我不敢不出，以盡一個國民之義務。但是外觀時事，內忖精力，這個義務能盡到幾分，能收幾分之效，以報我國人期望之萬一，卻毫無把握。……可以告國人的，唯矢此勤勤懇懇之心，與國務院諸君，交成職責而已。”
因此，張謇一就職首先提出了針對國家與社會經濟狀況的施政綱領。對於國家目前所麵臨的經濟困境與應對原則，他首先指出：
民國肇建，內亂外患，稠疊洊至，借款累累，債權四壓。權政府度支之數，用之於軍政之消耗猶恐不足，然亦當以十之四、十之三謀生計之擴張。權人民漏卮之數，則增加熟貨之輸出猶病未能，然亦當就千之八、百之一求輸入之低減。(張謇《在國務會議上發表實業政見宣言書》)
接著，依據自己多年實業救國的體驗，於原先產生的改革經濟製度設想的基礎之上，提出了解決辦法。他說：
二十年來，所見諸企業之失敗，推原其故，則由創立之始，以至於業務進行，在皆伏有致敗之釁，則無法律之導之故也。將敗之際，無法以糾正之，既敗之後，又無法以製裁之，則一蹶而不可複起。或雖有法而不完不備，支配者及被支配者，皆等之於具文。前仆後繼，累累相望，而實業於是大隳。(張謇《在國務會議上發表實業政見宣言書》)
因此，他提出農林工商部的第一計劃便在於立法。
在金融方麵，張謇認為最重要的是革新與穩定市場，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