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有雲：“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庶民，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1]
這番話盡管講得像車軲轆一樣，翻過來倒過去，但核心的意思很明白，那就是無論是誰，無論要做什麽，都一律需要“意誠”“修身”“知本”。當然，對於分屬不同階層的人來說，“意誠”“修身”和“知本”既有共同點，也有不同之處。比如身處官場，吃國家俸祿，它的表達方式就應該是恪盡職守，盡職盡忠。這也是曾國藩所思所想所為。為了恪盡為人臣子的職責，更是為了感謝皇上的隆恩，對得起皇上賞的這個飯碗子，曾國藩憋著勁兒要做好本職工作，作為對皇上、對朝廷的報答。然而，曾國藩卻忘記了“允執厥中”[2]的聖訓，沒有把握好盡職盡忠的限度，結果是盡忠未果，反而給自己一次次地招惹禍端，甚至險些丟了性命。這些倒黴的經曆使曾國藩恍然明白了一個道理，那就是隻知埋頭苦幹，不一定就有好結果。
聽話也會惹禍
因為聽了皇帝的話而鋃鐺入獄，這讓曾國藩糊塗了。
翻閱《曾國藩家書》會發現，從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六月初六至年底這一段是空白的。在長達半年的時間裏，難道曾國藩就未修一封家書嗎？還是後人在編輯時有意漏掉或刪除掉了？對於這些，我們當然不得而知。但是，我們從一些佐證史料中得知，一夜之間連升四級，開了清一代官員晉身先河的曾國藩，卻在這個階段曾肩負了一項與翰林院侍講、四川鄉試正考官等職無關的特殊使命，也恰恰因為這個使命，使曾國藩身陷囹圄，險些命喪黃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