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功過，自有後人評說。
秦王朝自商君變法之日起，走上了法家治國、兵家爭霸的道路。雖然商鞅被繼任者無情車裂，誅滅家族，然而最諷刺的卻恰恰是商鞅臨死那一聲歎息：“作法自斃！”
令商鞅逃命無門、身死族滅的恰恰是他製定的治國方略。被四分五裂、死無全屍的一代名相，其實隻不過是繼承者秦惠文王給因變法而受到打擊的利益集團一個交代罷了，與兩國交鋒戰敗方丟出去頂罪的死囚並無分別。隻不過是惠文王就國家機器運轉過程中，與傳統既得利益集團交鋒失敗而背上黑鍋的悲劇罷了。至於當年因新法而懲罰的仇恨，在國家利益麵前絲毫不值得一提。惠文王心中明了，若要揮師東進，一掃六合，完成這個宏偉國家的最大利益，依舊需要繼續推行新法。既然破壞平衡利益的商鞅已經被處死了，那麽受到新法影響和侵害的世家們，就無法再對新法本身提出質疑和否定了。
於是有了：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
秦始皇也是如此打算，無論是收天下之兵聚之鹹陽，還是一把大火燒了書，埋了唧唧歪歪的文人，乃至舉國之力北擊匈奴，南平百越，修葺長城，都是希望給自己的後代留下個比較穩定強盛的“故業”。而嬴政顯然不可能自己一件件去做，自然要有下麵人親力親為。於是蒙恬就如同商鞅一般，最後背了好大喜功愛打仗、勞民傷財修長城的黑鍋。
但是最令人扼腕歎息的並不是背黑鍋者的命運多麽淒慘，而是白白背了黑鍋卻沒有達到既定目標。商鞅用自己和全族的生命背了變法的黑鍋以後，他的遺策被大領導繼續肯定和推行，最終我們回首來評價商鞅時，依舊能夠給予他非常高的評價和聲名。因為，他的黑鍋成功地變成了為理想和既定目標遮風擋雨的堅實盾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