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光初立的時候，大臣多是東林—複社人士心目中的正人君子。這種局麵沒有維持多久，薑曰廣、高弘圖、張慎言、劉宗周等人相繼被排擠出朝。然而，這並不是掀翻逆案的結果，直到弘光朝廷覆亡，列名魏忠賢逆案中的人物極少起用。何況，弘光朝廷麵對的是大順和清方，起用不起用逆案官紳無關大局。清兵進入北京後留用大批降闖官員、禮聘逆案首魁馮銓，是其成功之策，而不是失敗之著。弘光朝廷內部矛盾醞釀和激化始終是圍繞“定策”問題展開的。就東林—複社骨幹人士而言，本意是從幫派利益出發反對迎立福王，福王既立，“天位已定”，東林—複社骨幹人士希望破產。四鎮和及時轉舵的馬士英以定策之功自詡，揚揚得意。東林—複社人士妒意倍增，他們不敢把矛頭指向“當今皇帝”，隻好把馬士英作為攻擊的靶子。
馬士英固然不是救時之相，但把他打入另冊，列入《明史》奸臣傳是毫無道理的。至於把他同阮大铖掛在一起稱之為“閹禍”更是無中生有。馬士英熱衷於權勢，這在明末官場上是一種極為普遍的現象。在政治態度上，他原來傾向於東林—複社，陳子龍自撰年譜雲：“貴陽（指馬士英），先君同籍也，遇予亦厚。其人儻**不羈，久曆封疆。於門戶之學，非素所深研也。”[61]杜登春《社事始末》說：“南中建國，貴陽馬士英為婁東（指複社首領張溥）好友，一時擁戴竊柄，甚引重東林，起用錢（謙益）、徐（汧）、陳（子龍）、夏（允彝）諸君子。……複社中失節者（指在北京投降大順政權）貴陽陽加歎恨，陰為矜憐，悉欲置末減。及福藩恣用私人，搜羅璫孽，而阮大铖輩盡起而謀國是，外則附貴陽以招權納賄，內則實為璫人翻局之計。”[62]東林—複社人士抨擊馬士英最激烈的是他起用阮大铖。由於阮大铖名列崇禎初魏忠賢逆案，於是把掀翻逆案作為馬士英的一條主要罪狀，全線出擊。然而，這條罪名能否成立很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