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問世的中文版《厭女》，此次能以增訂本的形式得到再版，甚感欣喜。
從初版到再版的這八年期間，我們目睹了一些變化。
首先，在全球範圍內，興起了以#MeToo為代表的“女性主義重新啟動”（Feminism Reboot）的波瀾，日本和中國皆不例外。在這之前，女性主義在日本一直處於逆境之中。尤其在本世紀最初十年的初期，對女性主義運動發起的反攻風暴可謂猛烈。我甚至被保守派稱為“女性主義的甲級戰犯”，還受到過威脅——要我停止“仇恨男人”。可近年來，風向明顯轉變，逆風變為順風。在日本，伊藤詩織站出來公開實名舉控性暴力，她雖然受到了激烈的攻擊，但同時也得到了廣泛的同情和支持。在韓國，年輕而充滿活力的女性主義者已經登場，她們在社交媒體上的激烈論爭中毫不畏縮，顯示出強大的力量。2017年，我訪問中國時，在上海看到有女性身穿印有“We should all be feminists”（我們都應該成為女性主義者）標語的T恤衫。曾幾何時，女性在表達自己的意見時不得不前置一句“I am not a feminist, but.”（我不是女性主義者，但……）作為開場白，但現在，她們已經毫不猶豫地自稱是女性主義者了，不再遮掩。
在這個現象的背後，我感到有一種代際的更替轉換。在中國，我的書如《從零開始的女性主義》以及理論書《父權製與資本主義》等相繼被翻譯出版。前一本書的合著作者是漫畫家田房永子，她曾說她對女性主義一無所知。書名也表明了這一點。事實上，如果去問日本的年輕一代“你是怎麽知道女性主義的”，得到的回答中，有人說是通過在聯合國發表演講的著名演員“艾瑪·沃特森”，還有人說是因為《82年生的金智英》等為代表的“韓國文學”。對於年輕人，女性主義似乎是“來自外部”的。每當看到這種回答，我就不由得想說“日本也有過女性主義的呀……”，按捺不住向她們傳達我們的曆史的衝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