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旭生先生：
前天收到《猛進》第一期，我想是先生寄來的，或者是玄伯先生寄來的。無論是誰寄的，總之，我謝謝。
那一期裏有論市政的話，使我忽然想起一件不相幹的事來。我現在住在一條小胡同裏，這裏有所謂土車者，每月收幾吊錢，將煤灰之類搬出去。搬出去怎麽辦呢？就堆在街道上，這街就每日增高。有幾所老房子，隻有一半露出在街上的，就正在豫告著別的房屋的將來。我不知道什麽緣故，見了這些人家，就像看見了中國人的曆史。
姓名我忘記了，總之是一個明末的遺民，他曾將自己的書齋題作“活埋庵”。誰料現在的北京的人家，都在建造“活埋庵”，還要自己拿出建造費。看看報章上的論壇，“反改革”的空氣濃厚透頂了，滿車的“祖傳”、“老例”、“國粹”等等，都想來堆在道路上，將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強聒不舍”，也許是一個藥方罷，但據我所見，則有些人們——甚至於竟是青年——的論調，簡直和“戊戌政變”時候的反對改革者的論調一模一樣。你想，二十七年了，還是這樣，豈不可怕。大約國民如此，是決不會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會有好議員的，現在常有人罵議員，說他們收賄，無特操，趨炎附勢，自私自利，但大多數的國民，豈非正是如此的麽？這類的議員，其實確是國民的代表。
我想，現在的辦法，首先還得用那幾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經說過的“思想革命”。還是這一句話，雖然未免可悲，但我以為除此沒有別的法。而且還是準備“思想革命”的戰士，和目下的社會無關。待到戰士養成了，於是再決勝負。我這種迂遠而且渺茫的意見，自己也覺得是可歎的，但我希望於《猛進》的，也終於還是“思想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