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年底，山西官場出現危機：介休一位姓林的縣令向省政府遞交了一份報告，告發一串高級官員的違法亂紀行為，並懇請將報告轉奏皇上。林縣令的揭發屬於正式公文，不是可以隨便扣壓的告狀信或匿名信，省長不能隱瞞不報。可是林縣令的揭發實在叫人看了害怕。他揭發的內容共二十二項，其中最要命的一條，竟是告發欽差大臣接受厚禮[32]。
林縣令揭發說，在欽差大臣來山西的時候，比如前不久湯金釗大學士和隆雲章尚書分別駕到，總要由太原府（類似現在的太原市政府）出麵，以辦公費的名義向山西藩司（近似省政府，主管財稅和人事）借二萬兩銀子招待欽差。事後，再向下屬攤派，每次攤派的數目都有三五萬兩銀子。
三五萬兩銀子不是小數。當時福建一帶家族械鬥，雇人打架，一條人命不過賠三十兩銀子，這三五萬兩銀子可以買上千條人命。當時在江南買一處有正房有偏房的院子，價格不過一二百兩銀子，這三五萬兩可以買二三百處院子。若以糧價折算，這筆款子大約在一千萬人民幣上下。同時，林縣令所告的大學士更是舉足輕重的人物，其地位近似現在的政治局候補委員或國務委員，尚書也是中央政府的正部長——那時候中央政府可隻有六個部，不像現在有好幾十。
林縣令揭發的問題，其實是一項地方官員與欽差大臣交往的潛規則，當時叫做“陋規”。陋規二字，在明朝的文獻裏便經常出現了，而陋規二字所指稱的行為，在春秋戰國時代便不稀罕了，堪稱源遠流長。陋，自然不好明說，說起來也不合法，但雙方都知道這是規矩，是雙方認可的行為準則，是彼此心照不宣的期待。欽差一出京就知道會有這筆收入，地方官員也知道欽差得了這筆收入，會盡量關照本省，凡事通融，至少不會故意找麻煩。送錢的具體方式也隨著時代演變，原來是作為盤費交給欽差帶走，後來欽差不肯帶了，地方便等他們回京後通過匯兌送到家裏。總之，雙方配合早已默契，違規才是意外。大概正由於這種習以為常，太原府的領導們也就放鬆了警惕，竟然親筆給下屬寫信，要求攤派款項，並送太原府匯總。林縣令手裏拿著這些證據，其中包括首道[33]薑梅（類似太原市委書記）的親筆信，真稱得上鐵證如山。